湄公河次区域的地缘政治与公共产品供给

湄公河次区域处在中国战略周边范围内,美、日、印等域外力量目前正在加大对该区域的战略投入,地缘政治经济竞争趋于复杂。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域外力量的参与客观上有利于促进次区域中小国家的开发,但也造成了区域治理的"外部主导"问题比较突出。域外力量以发展援助为主要杠杆,除了积极介入经贸、基础设施等相关的互联互通外,还在环境、卫生、文教等领域占有较明显的优势,并谋求扩大外交、防务等高级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影响更高层面的地区秩序构建。鉴于此,中国应进一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有针对性地提高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为中国与次区域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     

消费升级和产业演进协调发展分析

本文从消费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产品差异系数和产品潜力系数来分析消费层次变动和消费升级对产业演进的影响。消费是产业演进的主导力量，产业在演进空间中遵循“新兴空间-成长空间-成熟空间”的演进路径。不同产业会由于消费层次的升级而处于不同的产业演进空间，处于不同演进空间中的产业会表现出各自独有的特征。     

全球化背景下中日居民消费结构收敛性检验

全球化会影响到一国的居民消费,这种影响的结果可能是发散的,也可能是收敛的。由于中日两国的联系日益加强,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来检验在全球化过程中,中日两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是否趋同。通过检验发现：（1）两国的消费结构是收敛的,并且是绝对收敛;（2）收入在收敛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3）各影响因素对各个项目中的收敛或发散作用是不同的;（4）优化和提升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根本还在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加入WTO与消费者观念评述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研究消费观念及其变迁,对社会经济生活有着重要作用.当前,如何转变国民的某些传统消费观念,以适应"入世"后的市场环境更具有现实意义.正确理解消费者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商品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以及现代消费行为中的国家与个人;存钱与花钱的关系等,对促进国民消费观念的转变有积极作用,并能使我国消费者面对"入世"后的新型消费环境,做好积极的心理准备.     

大国竞争与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

近些年来,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和日本紧随其后强化其在东南亚的存在,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日益明朗。美日"重返"东南亚使得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不仅面临着更有力的竞争对手,经济外交为中国崛起带来的安抚效果也大打折扣,东盟国家的大国平衡策略则加剧了大国的竞争效应。为此,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外交的能力,通过寻找各方利益契合点、灵活运用正负面经济手段、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区域公共产品等方式来维护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     

税收负担、公共品层次与私人公共品需求——以山东省面板数据为例

个人税收负担的增长会对公共品需求产生负向影响,这一结论在西方的研究中被普遍证明。本文从中国实际出发,借助经典的中位选民模型,考察了个人税收负担对公共品需求的影响。通过对山东省17市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个人税收负担对公共品需求的负向影响在中国并不普遍存在。就影响公共品需求的各因素来看,公共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以及人口拥挤效应普遍存在;个人税收负担对济南、烟台两市一般公共品需求产生负向影响,对其余15个市产生正向效应。为进一步揭示税收负担对不同层次公共品需求的影响差异,选取了教育和公共安全这两类特殊公共品进行研究。山东省17地市的个人税收负担对教育这类公共品普遍产生负向影响;对公共安全类公共品产生完全正向效应。因此,本文认为山东省一般公共品市场是供给导向的市场,税收弹性与公共品需求层次相关,建议建立引导公民合理表达公共品需求意向机制。     

福建省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能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发展新能源是缓解这个矛盾的突破口。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978年以来,福建省经济增长对新能源的利用具有一定的依赖关系,并且对新能源消费的带动作用较好。但是新能源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的潜能没有充分挖掘出来,新能源的利用水平与经济增长的能源需求仍有较大缺口。因此,我们应在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人才建设的同时,研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能源技术,为经济建设提供基本驱动力。     

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非对称效应——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除了需要科学抉择政策取向之外,政策力度和节奏的把握也非常关键。本文在Tagkalakis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非对称性效应研究的理论框架,然后建立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经济计量分析模型,利用1999—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估计了政府消费冲击、税收冲击以及预期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流动性约束在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对称性影响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冲击在好与坏两个时期之间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对称性凯恩斯效应。其中在坏的时期,政府消费冲击与税收冲击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绝对幅度相对较大。虽然国外理论界认为非对称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复杂,本文认为在我国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对称性效应的原因中,流动性约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预期可支配收入因是否面临流动性约束而对不同类型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影响发生方向性改变。     

Wohnsitzwahl und lokale Einkommensbesteuerung

Städtische Agglomerationen der Schweiz bestehen aus einer Vielzahl von Gemeinden mit grossen Differenzen in der Steuerbelastung, in den Wohnpreisen und im durchschnittlichen Einkommen der Bewohner. Gemeinden mit einem hohen Anteil an reichen Einwohnern weisen dabei systematisch tiefere Einkommenssteuern, höhere Wohnpreise und ein leicht grösseres Angebot an öffentlichen Gütern auf als arme Gemeinden. Der vorliegende Beitrag zeigt an zwei theoretischen Modellen, wie eine solche Situation als Gleichgewicht entstehen kann, wenn Haushalte ihren Wohnsitz frei wählen und Gemeinden die lokalen öffentlichen Güter durch die Besteuerung des Einkommens ihrer Einwohner finanzieren. Die Simulationen der kalibrierten Modelle können die beobachteten Steuer‐ und Einkommensunterschiede in der Metropolregion Zürich gut erklären. Die Untersuchung der Wohnsitzwahl von Haushalten in der Metropolregion Basel zeigt, dass die tiefen Steuern in den reichen Gemeinden nicht nur eine Folge des guten Steuersubstrats sind, sondern auch eine Ursache dieser räumlichen Einkommensunterschiede.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实证研究

运用公共服务满意度理论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研究认为,效率既是主体行为结果的投入产生的比较效果,又是一个对于主体行为而言的相对概念。农村公共品供给效果,既包括物质性效果,也包括精神效果,即公共品受众的感觉效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评价中,从农民主体而言,只有农民认为有用的公共品,才是有效率的。相反,即使政府反复认定有用并强制去供给的公共品,当农民认为没有用时,农民依然感觉它是无效率的。利用126个乡(镇)农户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满意度"评价(CSI)抽样调查数据,运用CSI-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当CSI值处于同一类型的市(州)时,其影响因素表现出明显的共性特征。总体而言,CSI的主要影响来自农民受教育年限、医疗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农户有效灌溉面积率、农户距乡镇政府的距离、农林技术站服务次数以及被调查者年龄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