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律渊源的识别

法律渊源指能被法官适用并对法官审判有拘束力或影响力的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规范的各种表现形式,其本身是多元和开放的。确立法律渊源识别的一般条件,正确识别包括制定法、判例法、习惯法、权威法学理论等多种形式的法源,对于拓展我国法律渊源的范围,使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得到及时的法律规制是十分重要的。     

对刑法中“国家规定”的理解和适用——兼评一宗走私制毒物品案的审理

正确把握“国家规定”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定罪量刑非常重要。当前将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规章视为刑法中的“国家规定”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基于国务院的行政管理职责实际是由各部委来具体履行的现实,建议立法机关对“国家规定”作扩张解释,将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的规章等纳入“国家规定”的范围,为打击诸如走私盐酸等类的违法行为提供法律依据。     

文明论:东北亚研究的新视角

作为东北亚区域研究重要的理论架构,文明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打破传统的东亚文明“浑然一体论”的束缚,进一步理解东北亚区域文明的基础构造,把握东北亚区域文明结构体系内部“中心—边缘”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处理好国别研究和区域文明整体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比较中加深我们对东北亚区域的理解。     

警察执法的道德追问

警察执法不仅是实施法律的过程,而且也是实现道德价值的过程。忽视警察执法的道德追问,必然造成警察执法的道德缺失。警察执法应是法治化与道德化的统合。提高警察的道德素质,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警察执法正当目的的确立和警察执法手段的正当行使。在依法治警的同时切实以德治警,加强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道德约束,让“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道德价值理念照耀警察执法过程。     

曲谱中的《牡丹亭》

曲谱中对《牡丹亭》的改动,是从音乐入手,改调就词.随着戏曲音乐的发展,订谱技艺的提高,《牡丹亭》拥有了自己独立完备的音乐体制,显示出在舞台搬演中的生命力.嗣后,再没有人去走改词就调的老路,《牡丹亭》的失律却恰恰给曲师们提供了驰骋技艺的广阔天地.在中国戏曲由文学时代向演技时代的转移中,《牡丹亭》能以本来的面貌参与竞争,并焕发出新的光彩,曲谱的支撑作用不容忽视.     

欺诈:一种竞争法的理论诠释——兼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与完善

欺诈在合同法中是一种意思瑕疵 ,在信息社会里 ,欺诈作为误导公众的行为 ,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简单地视为合同法的特别法 ,欺诈的研究不应拘泥于意思表示的狭隘范围 ,反欺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应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来考察。从竞争法的角度来看 ,欺诈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 ,一种行为只要在客观上有误导消费者的效果 ,就足以构成欺诈。欺诈的救济措施 ,在主体设计、补救措施和赔偿责任上均有区别于传统合同欺诈的制度设计。     

浅论社会性规制的理论依据—兼论我国政府对食品与药品质量规制制度

长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对经济性规制的研究,而忽视了对社会性规制的研究。作为社会性规制中的政府对产品质量规制应被重视。本文在对社会性规制的理论依据分析的基础上,就我政府对食品与药品质量规制制度进行分析,以期理论界对此问题有更准确的把握。     

国际私法中主权原则的承载及变迁

传统上,法律冲突的解决总是与国家主权原则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从根本上对传统主权国家之间规范权力的分配提出挑战。国际私法中非主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1、在非国家层面上更多的规范选择;2、法律的统一化运动;3、全球法律的协调与合作。     

法制现代化的文化选择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人治”型社会向现代的“法治”型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和看待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法制现代化模式选择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传统法律文化资源,要有所扬弃,弘扬优势,趋利避害,乃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论利益衡量方法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中的运用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筛选机制,其实质体现了法官在决定是否给予司法裁判时的利益衡量,因此利益衡量方法是界定原告资格的根本方法。原告资格的核心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包括合法权益和因果关系两个主要构成要件,界定原告资格需要对这两者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进行分析。利益衡量标准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个案中法官进行衡量时需要对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社会整体的道德情感以及公共政策等社会需求因素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