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中的同一性问题——以美国法律实践为视角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是刑事诉讼中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设计。美国法院在执行这一原则时先后使用了同一要素标准、同一行为标准及同一证据标准。之所以出现如此反复,是美国司法实践在犯罪事实及刑罚对象认识方面不断深化的结果。我国刑事司法应当借鉴关国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之同一性问题上的司法经验,合理优化吸收犯与牵连犯理论,落实罪刑相适应原则。     

法人名称权法律性质研究——基于私权二分法的角度

依权利客体与人格之关系不同,私权分为人身权与财产权。当人格权客体由人身“降格”为身外之“物”时,其上成立财产权,得为让与之标的。因此于法人名称之上可以成立二种不同权利,当名称为人身之一部时,其上成立法人名称权;当名称为身外之“物”时,其上成立无体财产权。故“混合权利说”应予抛弃,关于法人名称权定性的其他学说亦有失偏颇。     

传统和合文化背景下的表达权

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开新与挖掘,吸收其积极思想,对现代公民行使表达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传统和合文化包括“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以及“中庸之道”等重要内容。和合文化作为我国公民行使表达权的特有文化背景,不仅有利于实现对多元化利益表达的包容。同时,还有利于对个性化利益表达的支持,以及对冲动性利益表达的抑制。     

Lessons of Russian in Afghanistan

The experience of Soviet involvement in Afghanistan (1979–1989) is considered through the prism of institutional transfers. Afghanist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attempts to implement Muslim, Soviet and Anglo-Saxon institutional designs. Most of them have failed. This failur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lack of ‘elective affinity’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new institutions imported from more developed countries. It is argued that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degree of elective affinity must precede any attempt of institutional transfers. An analysis of Ph.D. dissertations defended by Afghan students at Soviet and Russian universities complements logical arguments and references to historical facts.

对诉讼时效的新思考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制度空间属消灭时效还是取得时效 ,学界看法不一。本文作者认为 :诉讼时效属于消灭时效。文章针对我国民事立法上规定诉讼时效过短的缺陷 ,提出作者的“三项改进意见”。     

二难推理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

二难推理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确定犯罪嫌疑人,缩小对犯罪嫌疑人的侦查范围,揭露犯罪嫌疑人谎言等方面,同时也指出了在具体应用中应注意的事项。     

新形势下的刑侦队伍建设

当前刑侦队伍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经受着各种严峻的考验,但队伍中还存在着许多与斗争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改变队伍的现状,必须提高队伍的素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刑侦业务建设,改革后勤供应。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指针,它统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崭新创造.科学发展观初步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体系,呈现出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系统性与协调性相衔接、层次性与开放性相关照、人民性与统领性相结合等鲜明特点,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浅论加强我国公务员面试考官队伍建设

面试是公务员考录工作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公务员面试考官在面试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公务员面试考官队伍在素质、培训、确认以及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因此,从严把素质关、加强培训、完善监督以及加强考官库建设等方面来加强公务员面试考官队伍的建设刻不容缓。     

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探讨

公民的政策参与是现代的公共政策的基石。尤其是非营利组织兴起以来,这种参与由公民的个体参与转变为组织性的活动。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虽然它本身还有很多局限性。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并主动吸取非营利组织参与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