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理论源流与变革

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出来的“公共管理”，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整合。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来破解庇护主义，以政治／行政分开来化解政党分肥，以官制度来建构行政组织的基本规范，以泰勒主义来保证效率行政的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改进逐渐变成公共行政中的教条主义。结果，官僚制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政治／行政两分成了“两张皮”，官制度变成了族主义，效率主导变成了缺乏效果的效率。求解这些疑难导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移。而突出公共性、现代性和综合性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就是以公共行政为底色而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政策分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的一次理论整合。     

我国行政审批范围的规范化

加入WTO，我国政府必须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规范市场准入，优化投资环境。行政审批范围的设定是确定行政审批其他相关内容的基础。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审批范围设定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我国行政审批范围设定的原则，从而提出规范行政审批范围的对策。     

儒家仁学与普遍伦理

儒学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历史悠久、积蕴丰厚、影响巨大的思想化体系之一，它可以与基督教化、伊斯兰教化、印度教与佛教化相并立。儒家仁学，也可称为仁爱通和之学，是儒学的精华，最具有普世性，它可以为人类普遍伦理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础。仁爱之心是一铆道德行为的基石，培养爱心，扩充爱心，是建设道德明的基础性工程，建设普遍伦理最紧迫、最因难的任务是将爱心扩充到全人类。儒家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视天下犹一家，人类只有具备了此种情感和意识，普遍伦理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同样，通和之学用之于道德，便要求打破以部为空的狭隘性，淡化族群仇恨心理，实现真正的博爱。总之，儒家仁学，包括它的仁爱通和之学，会为普遍伦理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念。     

民主的经济理论－－公共选择视野下的政治经济互动

文章研究了民主政治与政府经济政策的关系，探讨了赤字下的民主、公民的财政幻觉、政治经济据环、代议制民主的缺陷等问题。     

早期儒家的“时圣”人格境界义解

早期儒家的“圣人”人格理论构想包合看两个基本层面，一个是理想的，具有终极性价值的“内圣外王”人格境界，另一个是现实的、具有实践价值的“时圣”人格境界。在早期儒家人格理论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中，“圣”的人格境界存在看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思维转型态势，这种思维转型态势是与早期儒家对于“时”的认识深化过程存在看密切的联系。通过以“时”援“圣”，以及将非主体性范畴——“时”的主体化努力，早期儒家在现实价值实践中也完成了从汲汲于“内圣外王”人格境界向“时圣”人格境界诉求的转型。     

领导创新论略

领导创新事关领导主体自身的得失成败，更事关领导客体的切身利益和现实命运，对于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所在组织和领域的综合实力与竞争力，更好地赢得未来成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台湾现行文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

本从宪政架构、人事机构、人事制度三个方面，分析了台湾现行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府管理企业化、协调各机关关系、完善法制建设等改革建议。     

我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探讨

本主要探讨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内涵、范畴、特征，以及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现状，并阐述了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意义。它对我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于法益成为犯罪客体的思考

关于犯罪客体问题 ,理论界分歧较大 ,有许多不同观点。就其合理性而言 ,法益说比较妥当 ,即犯罪客体 ,应当是指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由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其根据主要在于 :一是深刻揭示了犯罪所侵害的实质 ,二是在理论逻辑上无懈可击 ,三是切合了现代民主政治和人权观念的新发展 ,四是具有其特殊的机能 ,五是完全切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但是 ,法益理论本身也面临许多挑战与悖论 ,尤其是法益价值构造与价值取向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论宪法基本权利与刑事诉讼

宪法基本权利具有根本性、普适性、强制性等特征。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刑罚权具体化、现实化而形之于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为了实现正义的理想、安定的目标,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实现刑罚,追究犯罪过程中很可能忽视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只有在刑事诉讼上才有如此尖锐的冲突。国家为确认刑罚权实行追诉与审判的职权活动,决定了刑事诉讼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公法限制属性。为防止这种限制的过度与失衡给公民权益造成侵害,刑事诉讼中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及比例原则,以加强对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运作和个人防御权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