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标准化下专利许可制度私法基础的困境及其超越

技术标准化下，专利权极有可能借助标准的力量得以扩张，专利许可的交易样态和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专利许可制度的私法基础由于回应上的迟滞，出现了适应性困境，并使得建构其上的专利许可制度在技术标准化环境下平衡专利许可交易各方利益方面的制度功能绩效受到极大的抑制甚至是丧失。为回应技术标准化环境的新要求，重塑和升级现有专利许可制度，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在检视传统专利许可私法基础的前提下，从具体人格、利益平衡以及契约自由限制等方面对其作出新的适应性阐释，以为技术标准化下专利许可制度的完善肃清理论的障碍。     

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的元批判——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新释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多个学科公认的经典名著。但国内外学者对其的解读却往往囿于各自的学科意识,忽视了其作为一篇时事政治评论的创作初衷。基于政治事件史的视角,以马克思《资本论》中成熟的思想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能发现马克思在对阶级斗争和国家原理的分析过程中还揭示出了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性缺陷,即"代表"的分裂问题;制度本身无法避免成为保守势力倒转历史车轮的工具;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无休止的斗争。这些缺陷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在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一直无法摆脱政治困境的周期性反复。当代随着经济危机的反复爆发与萧条的普遍蔓延,各种"煽动者"又开始普遍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坛上崭露头角,并导致了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此时重温《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更应别有一番意趣。     

理解公共行政的新维度:政府与社会的互动

长期以来,对公共行政的理解是一种从政府角度的理解,其主旨是以官僚为中心,二分法和三个途径说是这一理解的代表性观点。随着新公共管理和治理的出现,这种传统的理解已经不足以对公共行政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解释。公共行政生态的变化需要一种新的理解,即超越政府,从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的角度去加以理解,以期对公共行政有一种更全面的解释,并从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总体性二元合一走向分化性二元合一,解决分化与耦合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总体态势。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可以发现,演进历经让渡与承接、规范与依附、激活与协同等阶段,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功能性界分,到基于责任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黏附,逐渐发展为基于全面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分化与耦合。演进的基本逻辑,是政府主导下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的互动,即由政府主导的演进轨道、由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互动而构成的演进机制。展望未来,分化性二元合一体系的完善,必须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打造共建、共治与共享的结构功能系统,实现基于责任结构契合的功能目标一致、基于权力结构合理的功能形式耦合、基于利益结构规范的功能输出互益。     

论公共性的回归与重塑

公共性与私人性作为个体存在的两种形态,是异常复杂地糅合在一起的,但在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却出现了私人性超越并侵蚀公共性的现象。究其原因,传统公共性的剥削属性、浪漫主义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私人性对公共性的侵蚀。这虽有利于个体理性发展和人性解放,但同时也导致了公共性的衰落,从而引发信仰缺失、私人性膨胀、合作失灵等一系列公共危机,给社会发展带来无法预测的风险。故应以西方现代化发展中的这一弊端为鉴,重新审视公共性对我国现代生活的重要性,并从公共价值观创造、公共道德培育和公共秩序规划入手,努力构建公共性与私人性和谐统一的现代生活。     

试析中国的政治稳定问题

政治稳定与否,关系着国计民生,关系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关系着本国国民的幸福生活和前途。我国的政治稳定将依法治国作为总方略,将以人为本与发展作为其核心理念和关键点。为了寻求保持我国政治稳定的路径,必须要从党的建设、政府职能的优化和完善以及文化建设的角度进行把握。     

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本课题

在司法文明指数报告中,考察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本思路,包括设计二级指标和测试题目两方面内容。通过分析指数报告,可以发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情况总体不佳。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应当强调发挥法院的作用;而未来改革的基本课题,包括如何防止权力主体滥用自由裁量权,以及如何为权力主体依法行使职权提供必要的外部保障。     

转型时期刑事涉案财物扣押冻结问题研究

针对转型时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型刑事案件和复杂的侦查工作局面,公安机关如何正确理解、适用法律,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做到合法、合理地扣押冻结及妥善处理刑事涉案财物,是公安机关当前需要研究的课题。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测谎权

山木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向我们提出了被追诉人有无权利要求测谎的问题。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允许使用测谎技术,无论是允许其作为证据使用还是仅仅将其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手段,被追诉人单方面向法院申请测谎,实质上均是一种试图向法院澄清事实真相的诉讼证明行为。被追诉人的测谎权是一种相对权,而非绝对权。鉴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测谎只能作为审查判断言词证据的方法,尚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适用,因此法院是否批准被追诉人的测谎申请,应以有测谎之必要为前提。     

论国际投资法的外交保护制度

国际投资法中的外交保护是指本国国民在国外遭受损害,依该外国国内法程序得不到救济时,本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向该国要求适当的救济。外交保护作为一项传统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曾是一种主要的解决投资争端的方法,但是随着国际投资争端法律解决机制的完善,外交保护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并且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甚至在卡尔沃条款出现之后一度引发了其效力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