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权的性质与特征

侦查权在我国被认为是一种司法权,这导致犯罪嫌疑人在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时无权申请法院进行审查,这对于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是极其不利的。从本质上来看,侦查权是一种执行权,这与行政权是一致的,而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从基本特征来看,侦查权在价值与功能、体制与人员以及权力运作方面也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     

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绎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

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是在国家控制力极强、乡村社会自治性极弱的政治格局下,基层民众被迫执行国家一系列非理性政策的结果.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表现为单方面的国家权力下沉态势,地方社会的自治性不断削弱.随着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深度,二者演变为控制与被控制、挤压与被挤压的极端不对等关系.在此状态下,国家权力极度扩张而发生非理性的行为,乡村社会"缓冲地带"消融,面对外界的过度索取失去免疫力,无力抵抗,最终酿成农业危机.     

医患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法律关系

医患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是正确理解法律、适用法律的基础。我国相关学说虽然多,但仅仅是站在某一个立场,或以某一现象为基础,难免会有失偏颇。理论界的研究尚欠深入,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问题。文章从法学的角度论证,医患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是民事法律关系,它不属于民事合同关系,而与侵权责任关系有相似,但由于医学科学和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它应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法律关系。     

对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死亡概念的比较分析

死亡是哲学的永恒主题。海德格尔将死亡定义为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与此相反,列维纳斯将死亡界定为“可能性的不可能性”。海德格尔给“不可能性”以优先性,对他来说,作为此在的我们面对的死亡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说,海德格尔从死亡的角度观察生命。而列维纳斯则是将死亡与生命的观点一起考虑,因为他觉得只有生命才能为我们打开可能性;从生命的视角看,死亡是所有可能性的终结,即不可能性。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更替

中共成立后至1931年间,其主要领导人发生了几次大的更替。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掌控下完成的。莫斯科在取舍中共主要领导人时,更多的是顺从自己的理论指向或自身利益的需要。按照莫斯科的意图来取舍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给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共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两个主要弊端:一是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理论指向和自身利益不一定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二是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完全围绕着莫斯科的意图来进行,党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导核心。两个弊端给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自身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     

论环境健康与政府环境责任

通过分析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指出环境健康问题的严重性,而在环境健康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根据法律规定,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环境责任,根据政府对环境责任的错误认识提出了要狠抓落实环境民主,改进现有政府环境理念,达到环境善治的观点。     

论《源氏物语》的叙事手法

紫式部在继承了物语虚构的传统的同时,注重写实,真实再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利用历史叙事手法,适当加入史实,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以和歌抒情,使原本单调的物语叙事手法变得丰满起来。     

美国的“网络自由”战略及其对策

为了操控国际互联网政治传播，关国政府制定和执行一整套“网络自由”战略。所谓的关式“网络自由”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网络延伸，是美式民主、人权和美国霸权主义在虚拟世界的扩张和体现。美国的“网络自由”战略由理念输出、资金支持、技术研发和组织运作等几个方面构成。要深入揭示美式“网络自由”的虚伪和危害，加强应对美式“网络自由”的综合能力，不断提升对互联网和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     

不完全给付之证明责任探究

在对不完全给付各要件证明责任的讨论中，最具争议的是可归责性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德国和日本学界主张可归责性事由为债务人的免责事由，应当由债务人负责举证。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根据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该要件的证明责任应当由债权人承担，但在具体案件中出现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时则由债务人承担。目前我国法律条文尚未对不完全给付的证明责任进行明文规定，所以应当依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由债权人进行举证。继而为了减轻弱势方的证明负担，法官应当运用经验法则、表见证明等原理；证明妨碍规则和案件事实解明义务也可以帮助法官认定事实。     

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相关信息调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之理解与适用

针对启动事由在法条规定的基础上,提出涉案未成年人基于自己的权益需要也应赋予其信息调查的申请启动权,另外相关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团体在面临特殊情况时也可建议涉案未成年人或者公检法启动信息调查。在信息调查主体方面提出参照先前司法解释,由公检法三机关协商共同委托社区矫正工作部门来进行信息调查。最后提出在信息调查的内容方面要与司解内容相对接,与试点经验相融合,与身心特点相协调,与嫌疑罪名相对应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