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群众路线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又是实现党的群众路线的过程。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过程,也是坚持群众路线的过程。坚持科学性与群众性相统一,是理论创新的现实源泉。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检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真理的客观尺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仍需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在新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执政党建设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成熟起来。     

贯彻"三个代表"切实加强职工民主管理

贯彻落实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切实加强职工民主管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加强职工民主管理,一方面要从政治上给予保证,另一方面要从制度上给予落实.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领导团结广大人民,带领人民共同前进,是我们党的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1929至1931年贡觉仲尼到京、入藏及驻京：西藏与中央关系的初步恢复

1929年9月至1931年4月,贡觉仲尼的到京、入藏及驻京,在民国时期的西藏与中央关系恢复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他根据十三世达赖指示他声明的三原则,到京与蒙藏委员会商定了六条。国民政府依此提出八款,派遣贡觉仲尼入藏宣慰。入藏期间,他努力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十三世达赖按照迎接中央专使的仪式迎接他,同意设置西藏驻京、驻平、驻康办事处,并以他为驻京总代表,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得到初步恢复。但是,十三世达赖及噶厦对贡觉仲尼在京所答应的一系列问题,如派遣大员入京协商、九世班禅可率少数军队返藏等,并不同意。因此,西藏问题在当时情况下并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证据的内涵与依法取证-以行政处罚证据的收集为分析视角

作为法律程序整体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一样,都在证据的作用下发挥其功能。然而,我国研究更多将目光聚焦于诉讼证据,而对行政程序证据缺乏关注。但实际上,行政机关是依法治国的主要执行官,其与公民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更为密切,所以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无疑成为依法治国的重大课题,其中对行政处罚证据的规范尤其如此。从原则上而言,行政处罚证据理应符合证据“三性”,但警察思维与法官思维上的差异使其对证据有其特殊要求,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行政处罚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存在减弱和例外情形,因此,对于“毒树之果”以及通过钓鱼执法、秘密调查等方式所得证据并不必然排除,为此,与其让这些实践中早已普遍存在的行为游离于法外,不如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其范围、程序和命令禁止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