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行为法的社会功能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侵权法的社会功能包括惩罚和预防功能,甚至有很多人主张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全面引入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中。但是,在现代社会,侵权法的基本功能应是填补损害,传统侵权法中的预防功能已经成为填补损害的反射作用,惩罚功能在侵权法中已消失。     

难民保护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及对策

对难民提供国际保护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也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使然,然而拒不接受难民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应对这一问题的法律措施,一是修改既有难民定义,扩大国际难民法的保护范围,使得各国对那些不符合既有难民定义却处于与难民同样境地的人的援助,从纯粹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自觉自愿行为转化为法律义务。二是强调国际人权法在难民国际保护中的应有作用。将人权原理应用到难民保护领域,通过敦促国家履行国际人权保护义务来实现对难民的保护,可以克服国际难民法的固有缺陷,并强化难民国际保护的法律基础。     

中国破产法实施的法律经济分析

从契约和产权的角度,破产法改变了企业原来的合同束,并根据新的合同束界定利益相关人对企业的产权,产权界定清楚可以激励相关人为提高破产效率去行为。这就是市场化的破产理论和实践的经济学基础。市场化的破产实施方法需要配套的制度以降低实施成本,这种制度既包括人的因素,又包括市场因素。我国破产法的实施效果,也有赖于这两个因素。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     

现代性重建进程中的法治变革趋向

随着现代性的时代发展,现代性反思和重建已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正是在这一境遇下,现代法治也开始发生了重要变革,形成了法律多元主义的规则秩序、互动平衡的功能取向、反思回应的程序主义诉求等发展走向。因此,我们应立足于现代性反思和重建的时代关怀,积极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     

回归与重构:服务行政在中国的源起

服务行政是与传统的干涉行政截然不同的行政类型,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对中国而言,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即以对公民和社会的全面负责为己任,但这种全面负责以牺牲个体的主体性为代价,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服务行政。因此,服务行政顺理成章地出现于从全能政府回归有限政府的改革过程中。     

现代化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

现代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其历史渊源是欧洲传统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独特性,它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秩序实现模式,有自身的演进逻辑。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本是两个不相干的系统。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一场秩序模式革命,包括传统政治整合模式的解构和现代秩序模式的创建。与欧洲特别是英国“顺势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逆势现代化”,其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主要在于,在现代化的启动初期,就必须在共同体的宏观层面展开对传统秩序模式的解构。     

现实已经发生——论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

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与全国性刑事证据立法相对应,我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制定和实施刑事证据规则的试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存在广泛的问题,其产生的动因主要是防止冤假错案,保持司法公正和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今后我国应该走全国统一刑事证据规则的道路。     

从事实到规范:物权法民意基础的实证研究——以土地问题为中心

以社会调查数据为判断标准,物权法对土地制度发展的事实,既有呼应,也有背离、漠视、逃避和模糊。呼应主要包括:明确坚持保护私有财产;妥善规定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登记的效力、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处理等。背离表现为:继续强调集体土地所有权。漠视表现为:未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类型和取得时效;未明确承认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等。逃避表现为:未能明确统一登记的具体机构及其设置等。模糊表现为:未能清楚界定征收条件、征收中物权的变动时间、登记审查等。     

信赖保护与相对人授益权的实现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政府行为的道德底线、行政法治化的内容和经济效益的需求,有助于实现授益行政行为的预期目标。信赖保护可以并且应当体现在授益行政行为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比如本着诚信原则作出授益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改变其依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撤销和废止授益行政行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