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政府在建立节约型社会中的作用

“建设节约型社会”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我国政府浪费资源十分严重,建立节约型社会,首先应从政府做起。政府应以身作则,节约能耗,同时完善我国的节约政策和构建节约型社会的制度,以此促进我国节约型社会的建立。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又有着反映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丰富内涵;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体现了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反映了对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清醒认识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要从确立社会目标、进行利益分析、实施制度安排、着手意识培育等四个方面着手,正确处理好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

城乡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一项重大课题。近年来,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深层次看,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要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必须破除城乡分离的体制障碍。     

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系统思考

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是一项涉及到理念、制度和结构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改变传统的对立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先进的"强国家-强社会"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理念来指导乡村治理;改进和完善国家法律法规、省级地方法规、各级地方性执法规定以及村级规约,提高相关制度设计的质量和水平;优化乡村治理的结构,主要着眼点在于规范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提高村委会选举的质量,拓展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等.     

网络公民社会的成长及其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作为公民社会在互联网时代发展的产物,网络公民社会的产生与成长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的网络公民社会已由自在阶段过渡到自觉构建的自为阶段,社会影响力愈来愈大,对当前我国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研究网络公民社会的成长历程,把握其发展趋势,深入分析其影响以便引导其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对于维护转型期的社会政治稳定具有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婚姻历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男权的复杂性

本文考察了1949年建国前中国男权家庭中,父权与夫权的交织作用对夫妇权力关系的影响。其基本方法是跳出性别分析方法的局限,将家庭男权制度置于父系继嗣的体系中去研究,从而揭示已婚妇女在代际和夫妻权力关系方面错综复杂、起伏跌宕的婚姻历程。研究发现,在大家庭里,当父权起主导作用时,年轻夫妻均无权力,婆婆受父权的保护,受父权压迫最大的是家中儿媳。在"反哺"阶段,夫权往往用来保证男方的父母老有所养,而非完全满足男方的私利。夫妻之间,妻子通过生育子嗣和参与家庭事务逐步纳入父系体系,增强了丈夫对她们维系父系家庭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夫权对她们的约束。本文展示了至少在中国部分的父系继嗣家庭中,当夫权遇到父权时,性别与代际权力出现多重性,易变性和内争性,从而造成夫权时强时弱,时有时无,既同父权遥相呼应,又与其发生冲突。因此,中国传统男权家庭中妇女的地位在一生中是变动不定的。中国妇女在父系家庭中的地位也只有放置于纵(父权)横(夫权)两个轴心当中,通观她们的全部生活历史才能完全展示出来。     

转型期舆论引导的现实诉求及所面临的挑战

转型期舆论引导必须具备相当的公信力、精准力、传播力、表现力、接受力和契合力。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变化,舆论引导工作需在舆情把握、舆论关注、舆论利用等方面缩小差距,确保社会健康发展。     

坚持根本遵循 着力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党的群众工作的本质,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继续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不断探索做好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努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必然要求。     

关于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调查报告

围绕农民工的基本状况、工作状况、权利保障情况、社会地位的自我感知和家庭生活状况设计了相关问题,期望获得一些有关农民工的更接近真实的信息,为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提出思考.     

Strategic or Principled? The Engagement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with the EU

This article links the literature on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 with the literature on the contribution CSOs can make to democracy in the EU. To do so, it asks which are the pull factors that support CSOs’ Europeanization: are they mostly strategic and linked to where law-making and the money are? Or are they likewise linked to a desire to contribute to EU democracy? To explore this question, the article looks at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and anti-poverty groups and combines fresh qualitative with quantitative data.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we need to distinguish strategic Europeanization,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supranational democracy, on the other. They also show that the most Europeanized organizations need not be the most interested in EU democracy, whereas organizations with a comparatively low degree of Europeanization can still be interested in EU 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