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

牵连犯应是指犯罪人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 ,而其犯罪方法或结果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如何认定牵连犯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 ,存在不同观点 ,其中折衷说较为科学 ,即应从主客观两方面去分析、认定。无刑法规定性和不实行并罚性 ,应是牵连犯的本质特征。对于牵连犯与吸收犯、想象竞合犯、结合犯之间的异同 ,必须在理论上深入研究 ,并在刑事法律上加以完善。     

浅析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的有关问题

认定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应正确掌握犯罪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分清罪与非罪的界线及本罪与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的界限。对于共同犯罪和行贿、受贿罪的不同情况,要区别对待,正确定罪。     

精神发育迟滞患者辨认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探讨司法鉴定中精神发育迟滞 (MR)患者辨认能力的影响因素。方法　对 86例MR司法鉴定资料进行判别分析 ,选出影响辨认能力的判别因子 ,并建立判别方程 ,进行组内回代检验。结果　经判别分析 ,有 5个因素被选入 :个性特征、诊断分组、是否伴有癫痫及其他精神病性症状、作案类型、作案动机 ,组内回代检验不同程度辨认能力的判断正确率分别为 :有完全辨认能力 93 8%、有部分辨认能力73 4 %、无辨认能力 1 0 0 %,总判断正确率为 89 0 %。结论　MR患者作案时辨认能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否认了“单纯以诊断分级判断辨认能力”的观点。     

罪数形态竞合研究

罪数形态竞合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罪数形态彼此交叠在一起形成更为复杂的罪数形态。罪数形态竞合既可能发生在同种罪数形态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异种罪数形态之间。对罪数形态竞合,应依发生竞合的罪数形态性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处理原则。     

对新农村治安格局的思考

新农村治安格局的建立关系到新农村的长治久安。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特殊情况,我们在社会治安问题上实际存在着一种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也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产生了消极的作用,同时也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要真正实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我们除了正确分析和认识当前农村治安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外,还要对农村治安格局和警务制度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我国初次犯罪严重性调查报告

犯罪严重性分析关系到对犯罪轻重的区分,是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科学性的前提。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犯罪严重性进行测量后发现,民众分析与专家分析存在较大分歧,特别是在对刑讯逼供行为、故意伤害行为、风化犯罪等的严重性分析方面差距巨大;不同职业身份对犯罪严重性的分析差距较大。此类调查的方法论意义重于具体结论。应当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论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第三人过失的排除

我国刑法在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方面的规定没有遵循过失犯罪应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原则,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理论界对该罪罪过形式的分歧。理论界的争议也影响了侵犯商业秘密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导致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虽然第三人过失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但将其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会导致对商业秘密保护的过于偏颇。因此,应将第三人过失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调整之外。     

刑法科学的理论

当代德国刑法教义学存在着侧重具体问题的细化研究、弱化体系性要求的趋势。但体系的一致性,毕竟是刑法学作为一门科学所必须满足的基础要求。刑法科学的理论,旨在为刑法教义学的建构提出必要的准则,以确保刑法教义学能够成为一门体系性的、理性的科学。刑罚论是建构犯罪总论的起点;犯罪概念的内容,取决于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刑法的任务在于,保证法共同体成员相互认可的状态具备必要的稳定性。因此,犯罪的本质并非法益侵害;只有当某一行为违反了公民所负有的应当共同维护既有之自由生存秩序这一义务时,才能将该行为视作犯罪。从该犯罪概念出发,可以在行为概念、客观归责、故意论、不作为犯等犯罪总论的具体领域中,推导出与之相适应的结论。刑法科学之理论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将某一学说的教学法品质与其真正的科学品质截然区分开来。     

犯罪现场概念研究综述

犯罪现场的概念是犯罪现场勘查理论研究的起点,如何研究和把握犯罪现场的概念,是犯罪现场勘查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同时,准确把握犯罪现场的概念对于侦查实践中确定现场的范围也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为此,有必要对关于犯罪现场概念的主流观点和新兴观点作一综述,找到学者问的共识和争鸣之处,以便后来者在此领域拓展和进一步研究。     

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探索与实践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司法文明发展的趋势,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目前该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含义、原则、程序、法律后果和检察机关所处地位等问题均有待深入探讨。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通过本土化的实践最大限度地体现刑事和解的精神内涵,推进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发展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