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侵权损害赔偿法律问题

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侵权损害是指临床医生根据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辅助诊断结论所实施的医疗行为对患者造成的损害。人工智能与医疗影像技术的融合应用,大大提高了疾病诊断的效率与质量,其诊断错误所引发的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也不容忽视。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模式多样、责任主体多元、损害原因各异、责任份额不同,其引起的侵权责任错综复杂。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侵权应定性为多数人侵权中的分别侵权行为。现阶段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侵权损害赔偿的判定,应以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设备的民事法律关系客体定位为逻辑起点,根据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模式、侵权场景、错误发生原因等因素来判定责任主体,综合原因力大小、过错程度等因素来确定赔偿份额,并从“利益平衡”视角对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进行适当限制,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影像行业的广泛应用和大健康产业的长足发展。     

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和实践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海洋领域的细化,反映了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和价值目标。它创造性的继承并发展了和而不同思想以及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价值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成员基于海洋共识和共同的海洋利益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在海洋领域的共同合作形成的联合体,包括海洋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区域可以通过实施多边海洋行动,构建区域海洋命运共同体,实现区域合作关系的升级。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海洋观,中国在全球可以通过构建海上丝路命运共同体、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和形成国际海洋法律新制度来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     

Procedural justice,obligation to obey,and cooperation with police in a sample of Jamaican citizens

ABSTRACT

Procedural justice theory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understanding police–citizen relationships. To test the universality of procedural justice theory, researchers have tended to assess the relative impacts of normative and instrumental models of policing in different geopolitical contexts. Building on Reisig and Lloyd’s study in Jamaica, we test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 relative impacts of procedural justice (a normative factor) and police effectiveness and risk of sanctioning (instrumental factors) on Jamaicans’ obligation to obey the police and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with police. We found that procedural justice predicted both obligation to obey and cooperation, although obligation did not predict cooperation. And while effectiveness predicted obligation, it wa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cooperation. Lastly, older citizens were mor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police. The study’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孝女与虎患--以明清长三角地区方志记载为中心的讨论

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方志中的遇虎孝女给人以女德化身的印象。然而细细考量,可以发现虽然国家话语体系认同此孝,但因为统治阶层(男性)对典范女性的塑成寄予更多期待,女孝的边界亦随之延展。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钩沉与梳理,着重分析女性遇虎行孝的数量、类型及对象,进而对这一特殊女孝文本所隐涵的教化目的与性别含义进行探讨。文章指出,兼具凶猛和灵性的"山兽之君"不过是检验女德的一剂良方,以身代亲的行为不仅被着上了道德和功利的双重色彩,而且被用来移孝作忠、移孝守节甚至是移孝替孝,女性只能也必须依赖自己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获得更多的道德肯定。     

国家现代治理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体系建构的发展阶段。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体现着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制度一项项建立起来是体系建构的先决条件,体系建构着眼于制度间的衔接和整合,是制度的整体效能得以彰显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而开启,伴随改革开放创新实践而开展,伴随进入新时代而完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体系建构的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制度体系建构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形成新的思想认识,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全会通过的《决定》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构的重大战略思想。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的地位与作用——以三个诉讼阶段为研究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伴随着架空程序正义的风险,律师实质性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基础。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着协商性司法的进程,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来日可期,律师的有效参与更应成为完善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律师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参与困境。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律师参与存在辩护理念和立法规制的双重缺失。具体而言,应推动有效辩护的理念建构和精细值班律师的制度建构,探寻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助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推进。     

理论、历史与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三维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人们坚持中国道路的重要前提,是深化中国理论的重要资源,是发展中国文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制度优势深刻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的深刻系统把握,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阐述中国制度与人类社会其他制度相比较所具有的优势。中国制度不是自然形成的,其形成和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逻辑。中国制度优势也不是天然存在的,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中逐步得到体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的表现形式,而制度优势的评价标准只能是实践,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一再证实了中国制度优势。     

警察人性化执法的合理定位及其有效保障——以袭警事件为视角

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暴力袭警事件,不仅严重危害了警察的人身安全,而且也是对警察执法权威和执法尊严的挑战,更是对国家法律尊严的藐视和挑衅。随着袭警事件的凸显．有关部门和学者在分析原因时认为。袭警事件频发与公安机关推出的“人性化”执法有关,应当叫停人性化执法。其实．正当的警察人性化执法非但不是袭警案件发生的原因,反而是消减该类案件发生的一项有效举措。当前,警察人性化执法之所以引起争议．并非其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存在漏洞。因此,应当走出人性化执法的误区,完善警察人性化执法的保障机制．     

论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的理论研究品质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研究品质.他们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刻苦钻研,不懈追求,致力于攀登科学高峰;始终坚持精心研究,严谨治学,力求思想不断深化完善;并且能够做到审时度势,勇于更新,及时调整革命战略方针;做到与时俱进,随时关注新情况,不断提出新创见.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研究品质,为我们在现时期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好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榜样.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兼论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本质

近年来,国内外某些人鼓吹和宣扬的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普世价值”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在当今世界实行西化、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工具。社会主义社会是高度重视和发展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任务。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