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习俗文化的伦理价值与教育意蕴

习俗是少数民族进行道德教育的传统形式,在习俗文化耳濡目染的熏陶中,伦理道德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人们的心里。习俗文化融汇于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承载的道德内容涉及少数民族精神文化活动的整个领域。将优良的民族习俗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道德观念协调起来,有利于建立起民族地区社会主义道德的新体系。     

苗族婚姻习惯法追踪

历经变迁、沉浮和积淀,苗族的婚姻习俗演变为婚姻习惯法,在婚姻家庭领域与国家法出现了表现形式各异的融合与冲突,笔者利用暑期社会实践,对此进行了客观全面的追踪调查,并对苗族婚姻习惯法在法制建设中作用进行了严肃的法律思考。     

惯例的法律适用——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考察

司法中适用惯例,首先需要正确认识惯例的法律属性。本质上,惯例是一种具有"社会规范意义"的事实而非法律。惯例虽然可以成为法官据以作出司法裁判的法源,但是,惯例是一种间接法源而非直接法源。所以,惯例必须经过法官的认可才能够转换为"习惯法",成为案件的判决依据。法官适用惯例首先需要识别、认定和审查惯例。惯例的适用范围限于民商事法律领域,在适用中,惯例只能扮演补充国家制定法的角色。不过,在具体案件中,惯例适用的规则有所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确认的惯例适用规则,对法官适用惯例具有指导意义。     

风俗犯罪的处罚根据初论——以风俗犯罪正当化的考察为视角

立法者在刑法中创制风俗犯罪主要是基于维护社会生活中善良风俗的考量,但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单纯侵害社会生活中善良风俗的行为是否具有法益侵害性和应否发动刑法对其予以规制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有赖于考察风俗犯罪的正当化。唯有侵害社会生活中善良风俗的行为犯罪化与风俗犯罪正当化的内涵相符,相关风俗犯罪的创制才是合理的,这是阐明风俗犯罪处罚根据的核心所在。风俗犯罪的正当化不仅与自由保障理念和法益保护理论具有重要关联,还与伤害原则、从属性原则以及罪刑均衡原则密不可分。     

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分立及其互动

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分立在中外法制上均有体现,此种分立植根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对分离。即便如此,在总体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也存在一种互动关系。     

浅论土家族宗族的文化功能及其当代调适

文章通过对土家族宗族文化功能的分析,指出了其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的借鉴作用,并对其当代调适提出了一点浅见.     

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

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和谐性;促使旅游地民俗文化出现与外来文化快速趋同的趋势,使民俗文化的特色日渐消失。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与民俗旅游有关的各方的共同努力。     

古亚述民事习惯法初探

约公元前1900年左右至前16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生活着古闪米特族的一支--古亚述人,他们虽不如古巴比伦人那么著名,但仍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传承了人类古老文明,在古代民法的起源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对古亚述商人的经济交往关系、民事规则与商业习俗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旨在重拾对这一民族的文明再认识,揭示人类民法产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     

当代土家族婚姻的变迁

本文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并利用人口普查资料,主要从定量的角度对土家族传统婚姻文化在当代的变迁进行研究。认为,当代土家族婚姻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为族际通婚和通婚的空间范围有所扩大,近亲婚配在逐步减少;未婚比例大幅度下降,而有配偶率则大幅度上升;早婚有下降的趋势,初婚年龄则呈上升趋势;离婚比例有所增长;择偶标准和方式更加多样化和具时代特征;婚姻仪式简约化;等等。土家族婚姻的变迁带来了家庭的一系列变化,但并未动摇传统家庭的基本结构,传统家庭的相对稳定是土家族社会在当代保持稳定的一个基础。     

从古代墓葬文化看遗体的防腐技术

木乃伊差不多是古埃及人的专利。我国墓葬中的遗体防腐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到了汉朝,遗体防腐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宋、元、明时期是遗体防腐的重要发展阶段。“木乃伊”也就是我们平时认为的“不会腐烂”的尸体,现在叫做“遗体防腐”。遗体防腐是研究人体死亡后遗体如何保存的一门科学,它与医学、生物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殡仪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了解古代埃及的木乃伊技术和中国历代墓葬中的遗体防腐的做法,有助于做好现代的殡仪服务工作,特别是遗体防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