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走向

我国的社区建设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讨论的热点,全国有些城市也在社区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本文重点分析了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探讨了今后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近年来理论界关于“解放思想”研究的综述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要坚持继续解放思想。特别正值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解放思想问题的研究成为近年来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主要涉及解放思想的内涵、解放思想的历程、解放思想的动力、解放思想的视野、解放思想的经验启示、解放思想的具体举措研究等一系列问题。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行政罚与刑罚的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的惩罚体系调整是我国刑事政策面临的突出问题。我国在引进西方非刑罚化思潮时,对犯罪圈的大小、惩罚体系如何设计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因此,应适当降低起刑点,扩大犯罪圈,以解决我国刑事政策厉而不严的问题。同时在兼顾效率和人权保护的基础上对我国二元制的惩罚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适当扩大法院管辖案件的范围和数量,以此制衡行政权力的扩张。     

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法律路径的比较分析

传统观念认为城市公用事业应当由政府所有和经营以维护公共利益,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纷纷进行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改革。当前,在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旧的经营模式的弊端已经暴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政府在城市公用事业供应中应承担责任并不等于政府直接生产产品或服务,实际上,私人生产和政府安排的有机结合更有效率。公私合资经营、合同外包和特许权经营都是实现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有效法律路径,但是应依据具体项目的特征慎重选择甚至混合使用。     

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多维度思考

建设生态城市已成为人类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和迫切需要。对此,需要从各个方面做多维度的探讨和思考。具体来讲,就是要正确把握生态城市的内涵和特点,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科学规划,制定合理的生态城市指标体系,转变传统的消费方式,以及顺应法律的生态化趋势,增强全民的环保观念和生态意识等。     

公安基层处置重点疑难信访件初探

公安基层重点疑难信访件是一些难度大,处置起来极为棘手的信访件,它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广泛性以及个体与群体相结合的特征,受到上访主体、基层公安自身工作状态、相关法律政策性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具体处理中,要加强分析,加强与具体公安工作业务、公安重大节点工作等方面的结合,注意政策的平衡性和连续性,以民为本,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下的我国城乡就业问题研究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城乡就业问题解决的指南和思想武器。以安徽省为 例,我国农村地区劳动力供求及就业问题的基本态势可以概括为: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 需求将是未来几年劳动力供求趋势的主要特点;经济增长的速度将成为决定劳动力供求 缺口大小的决定性因素;此外,还存在个别产业、行业的劳动力短缺的特征。以上海市为 例,我国城镇地区劳动力供求及就业问题的基本态势可以归纳为:在考虑外来劳动力参与 就业竞争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大量过剩将是未来几年劳动力供求趋势的主要特点;经济 增长速度的快慢也将成为决定未来几年劳动力供求缺口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还存 在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下的我国城乡就业对策就是在"五个统 筹"的前提下,寻求城乡就业良策。     

行政“圈层”社会：新兴社会组织的三种类型及其比较

转型期情境下，由于成立背景、角色功能、结构规模、职业形态、运作机制、资源依附度等的不同，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产生了三种新兴社会组织类型：枢纽型社会组织、专业性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这三类社会组织分布于“行政性”和“社会性”的两端，呈现出一种渐进赋权、双向汲取、互惠共生、此消彼长的连续统，形成了一种介于行政“吸纳”和“借道”之间的，类似于“圈层”而又边界模糊的开放性政社关系图谱。这一关系图谱的实质在于，国家借助更为弹性、迂回、柔和的社会控制手段，构筑了一个行政与社会之间需求满足和利益表达的“缓冲带”与“减压阀”。     

划分盗窃犯罪圈的基本规律

定性盗窃须依据实体标准,《刑法修正案(八)》扩大盗窃犯罪圈却有收紧制裁圈之效;司法解释虽在立法基础上具体定性规则,数额的经年不变却可能令犯罪圈隐性扩张;为此,个案情节的适用能够起到内敛犯罪圈的作用。定性盗窃还须经程序控制,因为出罪案件未经刑事诉讼程序的过滤,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之疏漏可能被遮蔽,因动机、赔偿情节豁免出罪的理由可能不甚清晰。     

费正清的两岸关系论述及其台湾效应

冷战时期,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术界以台湾作为研究中国的基地,而费正清也积极地介入两岸关系与台湾事务。费正清的＂大陆—台湾＂论述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亲共＂,中期的＂反共＂,与后期的＂两岸共治＂。费正清多变的面孔反映了美国不同时期基于美国国家利益而做出的对中国两岸政策的调整,而台湾对费正清体系的反应则体现了冷战时期西方同盟内部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矛盾,以及两种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