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研究

婚姻制度是规范男女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一种法律制度 ,婚姻关系处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是社会变迁的指示器。建国初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最为剧烈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我国婚姻制度改革体现了由家庭本位到个人本位的过渡 ,婚姻制度改革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日本国家赔偿特别领域要论

国会立法的内容被法院认定违反宪法时 ,属于国家赔偿法上的违法 ;立法不作为时 ,法院承认国会有广泛的立法裁量权 ,但也认为存在违法性不作为的情形。因行政权限不行使发生损害时 ,成立国家的赔偿责任 ,但受到国民法益的性质、违反的义务的性质、注意义务的基准等因素的影响。关于非权力作用 ,理论与判例均未形成一致认识 ,但在学校事故事件、行政指导及信息提供等方面 ,已有适用国家赔偿法的倾向。     

国家所有权法学诱析

所有权是私法上的概念,而国家所有权兼有公法及私法上的特性,这使得研究国家所有权变得复杂。文章以国家所有权概念为切入点,分析国家所有权的主体、客体、内容、行使及国家所有权保护等相关内容,旨在丰富我国国家所有权理论,以期有益于我国今后的物权立法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之实践。     

马克思与诺思：制度变迁中国家理论的作用比较

马克思与诺思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于国家作用有共识也有分歧。将马克思与诺思的国家理论运用到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中去,通过这个模型,分析他们之间的差异,总结出马克思与诺思的国家理论的四点不同。把马克思与诺思的国家理论进行了初步综合,可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Making War on Terror? Global Lessons from Northern Ireland

In place of the simple modelling employed in anti-terrorist legal discourse, this article posits an interactive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violent political actors, exploring law's role in both the repression and mobilisation of challengers. Drawing o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it hypothesises a process of 'legally implicated mobilisation' which takes account both of law's presence and its partial absence in 'legal grey zones' during violent conflict, and it suggests how law may impact upon key elements of the mobilisation process. The hypothesis is applied to qualitative data from Northern Ireland on violent challengers. The data point to the importance of 'messaging' about law in the state of exception, supporting claims that law can have a 'damping' effect on violent confli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ession and violence is partly symbiotic, and in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prisoner-abuse may have a mobilising effect on violent challengers.     

论我国国家所有权立法及其模式选择——一种法和经济学分析的思路

根据我国物权立法和产权改革的实践 ,以及法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国家所有权在主体、客体、行使和立法模式选择几个方面都有其特性 ,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权法及其相关所有权立法中存在着重要价值、地位和作用     

疾病状态中的贵族形象——先秦两汉文学的一个透视点

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处于疾病状态的贵族形象,有理智型与迷狂型、反思型与放任型、稳定型与多变型、刚愎自用型和委运乘化型的差异。具体到每位贵族成员,有时又往往兼有多种属性,显示出生命意识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重性格。制约贵族成员疾病状态的有本身的生理因素,也有心理因素,还有外界的影响。     

“十一·五”期间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展望

"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的历史关键期,中国国家安全面临四大机遇和五方面的挑战,其中挑战尤显紧迫、棘手、严峻与突出.对此要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首先要牢固树立"大安全"观,明确国家安全战略主要任务;其次应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开展大国多极外交,确保中国的战略安全;第三要分片经营、稳打稳扎,以区域经济合作、反恐防扩散等维护中国的"大周边"安全;第四应明确将反独反民分与反恐防扩散列为"十一·五"期间中国国家安全的两大主要战略任务;第五需努力确保中国的能源与经济安全,尽早防范对外开放风险;第六是保障中国海外人员与机构安全,有效维护国内社会政治稳定.总之,应标本兼治,着眼长远与根本.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

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