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比较

举证责任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 ,在我国 ,行政诉讼脱胎于民事诉讼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其主要特征体现在原、被告的举证责任分配上     

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演进的法理学思考

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的演进适应了民法从个人主义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演进的过程从个人的视角观察,实现了人的解放与发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体现了以效率为追求的进化性发展路径。归责原则的演进实现了司法视角的转换,但无过错责任原则并没有否定矫正正义的价值取向。     

论刑事诉讼中的不良品格证据规则

不良品格证据由于与案件的争议事实无关联,因而,除了一些特定的例外情形,原则上法律将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但是,近些年国际上关于该规则的内容已有所变化。为了完善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和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我国亟待构建科学的不良品格证据规则。     

证券投资纠纷仲裁问题研究

证券投资纠纷仲裁是一项重要的纠纷解决制度。采用仲裁方式不但可以方便、快捷、高效地解决证券投资纠纷,还可以为双方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是适合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最佳选择。重构我国证券投资纠纷的仲裁体制,由中国证券业协会负责筹建解决证券纠纷的行业仲裁委员会,是完善我国证券投资纠纷仲裁制度的必由之路。     

浅论隐私权的立法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文化观念的转变,我国隐私权纠纷案件呈上升趋势。其原因除人们的认识差距外,更重要的是我国法律对此无完整的规范。隐私权有明确的定义、特征、内容和构成要件。我国现行法律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采取了间接、分散的立法方式,建议关于隐私权的保护应在保护公民人身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法律即民法通则中有所体现,使隐私权和公民的其他人格权一样,在立法上加以明确规定。     

唐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变化

唐宋处于中国封建文明史的转型时期,包括封建经济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与繁荣兴旺的商品经济相适应,唐宋政府的商业政策亦随之进行了调整.概而言之,主要是由专卖榷利制度向注重征商转变,商税逐渐制度化、规范化,扶商政策出现并付诸实施.     

浅谈科技传播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综合国力竞争已转变为软实力竞争。知识产权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科技信息传播交流活动密不可分,两者都是知识经济时代促进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因此从科技传播与知识产权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科技传播应遵循的知识产权相关规则等问题,能够有效地规范传播行为、提高传播效能、扩大传播影响,并且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实质说理”与改革建议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言词与实物区别排除”,或者说,“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当前,非法证据排除说理是整个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一个“短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瑕疵证据、非法证据通过“补正”、“合理解释”被采纳,但缺乏“实质说理”。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强化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说理”。这一完善过程是艰巨的,涉及实体规则、程序规则、配套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改革。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建构一独立自洽的针对证据合法性调查的“诉中诉”程序。     

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

社团决议行为并非法律行为,无法直接适用法律行为规则.物权法、公司法虽设有特别规则,但二者关于决议行为效力类型及瑕疵事由的规定均不周延且相互冲突,无法满足司法需求.非公司法人等的决议行为更面临法律规制漏洞.未来民法典总则亟需增设决议行为规则.规制决议行为的伦理基础并非程序正义,而系社团自治,应围绕社团自治建构规则.应区分决议成立认定与效力判断,经有召集权者召集会议作出多数决,方形成决议.已成立的决议需满足有决议权限、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要件,方具有法律效力.与之对应,无决议权限、程序瑕疵、表决瑕疵、内容违法、违反规约及侵害成员合法权益将导致决议效力待定、可撤销或无效.     

对警察权规制路径的思考

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文明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引起了学术界和公共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警察权的配置是根据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组织形式而界定的,研究警察权的治理问题必须基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坚持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