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须合理适用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与常规方法存在着矛盾冲突,但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并且已在司法行政中加以运用。针对目前我国立法和司法的发展程度,以及司法行政人员的素质等问题,应该明确法律规定,指导具体实施,逐渐在必要的特定情形中合理适用,积累经验,不断完善。     

唐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变化

唐宋处于中国封建文明史的转型时期,包括封建经济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与繁荣兴旺的商品经济相适应,唐宋政府的商业政策亦随之进行了调整.概而言之,主要是由专卖榷利制度向注重征商转变,商税逐渐制度化、规范化,扶商政策出现并付诸实施.     

对警察权规制路径的思考

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文明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引起了学术界和公共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警察权的配置是根据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组织形式而界定的,研究警察权的治理问题必须基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坚持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才能解决问题。     

浅谈科技传播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综合国力竞争已转变为软实力竞争。知识产权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科技信息传播交流活动密不可分,两者都是知识经济时代促进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因此从科技传播与知识产权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科技传播应遵循的知识产权相关规则等问题,能够有效地规范传播行为、提高传播效能、扩大传播影响,并且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实质说理”与改革建议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言词与实物区别排除”,或者说,“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当前,非法证据排除说理是整个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一个“短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瑕疵证据、非法证据通过“补正”、“合理解释”被采纳,但缺乏“实质说理”。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强化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说理”。这一完善过程是艰巨的,涉及实体规则、程序规则、配套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改革。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建构一独立自洽的针对证据合法性调查的“诉中诉”程序。     

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

社团决议行为并非法律行为,无法直接适用法律行为规则.物权法、公司法虽设有特别规则,但二者关于决议行为效力类型及瑕疵事由的规定均不周延且相互冲突,无法满足司法需求.非公司法人等的决议行为更面临法律规制漏洞.未来民法典总则亟需增设决议行为规则.规制决议行为的伦理基础并非程序正义,而系社团自治,应围绕社团自治建构规则.应区分决议成立认定与效力判断,经有召集权者召集会议作出多数决,方形成决议.已成立的决议需满足有决议权限、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要件,方具有法律效力.与之对应,无决议权限、程序瑕疵、表决瑕疵、内容违法、违反规约及侵害成员合法权益将导致决议效力待定、可撤销或无效.     

公安机关文职雇员制度探析

自从2003年上海浦东分局作为首个试点文职制度的公安机关以来，公安文职制度已经走过了8个年头。作为旨在扩充基层警力、提高警察专业性的措施之一，公安文职制度日益发挥着巨大的功效。将警力置换出来投入到执法一线，提高非执法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公安文职制度担负着巨大使命。我国公安文职制度起步晚，理论基础十分薄弱，加强相关研究实为当务之急。     

论连结点的孤立与矫正

连结点的孤立表现为冲突规范的指引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与案件整体缺乏联系,这是双边法律选择方法难以避免的现象。随着法律选择价值目标的演变,应允许法官在特殊案件中摆脱孤立连结点的指引,裁量适用与案件具有更加密切联系的法律。对连结点的矫正应坚持规则导向,为双边法律选择注入有限的灵活性。     

关于建立健全党内议事规则的思考

民主价值的实现有赖于民主技术的支撑，否则民主就不可能成为“好东西”。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民主建设战略，符合中国民主成长的内在逻辑。而要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应在党的所有领导部门（党委）制定议事规则，如此，才能使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党内民主收到实效。     

论量刑程序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量刑阶段法官自由裁量权是直接影响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状态的一项司法权力。由于法律的概括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原因,导致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过宽,幅度过大。同时立法水平的限制,现行法律缺乏一个统一、详尽、具体的量刑标准,从而有可能破坏司法公正。然而自由裁量权在审判过程中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只有从加强司法解释,确立统一量刑规则,定罪和量刑程序分离,建立检察官量刑建议权等方面予以适当规定,才能更好的发挥其积极作用,为实现量刑公正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