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以刑法规范为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虚拟财产”已与现实的生活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如何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在刑法上还是一个盲点。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和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性质,应当包括在刑法保护对象内。我国刑法应严格区分“财物罪”与“利益罪”。     

我国司法解释规则的新发展及其再完善——《07规定》与《97规定》的比较分析

与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出台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相比,于2007年4月1日起施行的新规则无论在形式体例上还是在具体内容方面均有新的发展:新规则的制定依据有所扩充,从而凸显了依法行使司法解释权的应有宗旨;突出强调了协商一致,为"两高"共同制定司法解释的工作提供了制度雏形;扩大了司法解释的立项来源,拓展了司法解释正当化的社会基础;但新规则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自己规定其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显然是一种"过于自大"的失当宣示;对于司法解释工作的监督机制似乎仅具形式意义。     

美国专家证言的可采性研究——以美国判例与立法的互动为中心

美国对专家证言的可采性经历了弗赖伊判例"普遍接受标准"的限定到《联邦证据规则》对专家证言"关联性"和"有用性"的立法扩张,催生了达伯特判例的"综合观察标准",又因"乔因纳"、"锦湖轮胎"判例对达伯特判例的冲击,引发了涉及科学、技术和经验知识专家证言可采性的多种判断标准的纷争,导致《联邦证据规则》作出了限缩性的修正。判例与立法的互动背后演绎着专家证言可采性的判断权由"科技社群"向"法官"移转,最终法官扮演了专家证言进入法庭"守门人"的角色。美国专家证言可采性判断标准迷失于判例促发立法的互动,为我国法官如何走出依赖原有内部设立鉴定人积习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可借鉴的经验。     

有关WTO规则在我国适用的若干法律问题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有数年。但WTO规则究竟应怎样在我国国内予以适用与实施的问题,至今为止,理论界尚无定谳,立法上更无统一、明确的规定,最近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亦未提及。不过,在这一问题上,该组织其他成员方在立法与实践中的诸多做法,将无疑为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加入WTO对中国行政法制的挑战与改革

本文深入地论证了加入WTO对中国政府现行的行政管理机制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认为加入WTO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而且也是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 ,更是一个政府加入WTO及其政府管理的行政法制问题。文章在系统分析了当代中国政府管理的行政法制面临WTO规则所提出的严峻挑战的基础上 ,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改革和完善中国政府的行政法制的相应对策。     

A Selection of Empirical Socio-Economic Research with Respect to the Functioning of Legal Rules and Institutions in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In this paper some studies with respect to empirical socio-economic research which has been undertaken in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concerning the functioning of legal rules and institutions are discussed.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domains of criminal law, civil procedure, liability and insurance. The paper argues that contrary to the overwhelming economic literature on liability and insura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 that domain are poor. More research is undertaken in the area of criminal law and apparently it is overwhelming in the area of civil procedure. The latter studies are, however, mainly undertaken by socio-legal scholars and less by economists. The general conclusion of the empirical studies discussed seems to be that while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 of changes in the decision making environment on rational actions in the legal system is rich and provocative, there is much less empirical testing of the effects of legal rules as such on allocational outcom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much more effort should be devoted to the latter issue.     

浅论隐私权的立法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文化观念的转变,我国隐私权纠纷案件呈上升趋势。其原因除人们的认识差距外,更重要的是我国法律对此无完整的规范。隐私权有明确的定义、特征、内容和构成要件。我国现行法律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采取了间接、分散的立法方式,建议关于隐私权的保护应在保护公民人身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法律即民法通则中有所体现,使隐私权和公民的其他人格权一样,在立法上加以明确规定。     

唐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变化

唐宋处于中国封建文明史的转型时期,包括封建经济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与繁荣兴旺的商品经济相适应,唐宋政府的商业政策亦随之进行了调整.概而言之,主要是由专卖榷利制度向注重征商转变,商税逐渐制度化、规范化,扶商政策出现并付诸实施.     

浅谈科技传播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综合国力竞争已转变为软实力竞争。知识产权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科技信息传播交流活动密不可分,两者都是知识经济时代促进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因此从科技传播与知识产权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科技传播应遵循的知识产权相关规则等问题,能够有效地规范传播行为、提高传播效能、扩大传播影响,并且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实质说理”与改革建议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言词与实物区别排除”,或者说,“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当前,非法证据排除说理是整个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一个“短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瑕疵证据、非法证据通过“补正”、“合理解释”被采纳,但缺乏“实质说理”。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强化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说理”。这一完善过程是艰巨的,涉及实体规则、程序规则、配套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改革。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建构一独立自洽的针对证据合法性调查的“诉中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