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道德信仰与儒家伦理思想——纪念毛泽东诞生120周年

＂修身治国＂是儒家学说中底蕴深厚的文化现象,历代儒家都把崇高的道德信仰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达到人格完善的重要手段,并建立了比较系统的伦理思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毛泽东同志从儒家伦理中撷取了大量的思想资源,结合党的思想建设进行批判、吸收和发扬,形成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大公无私＂为价值取向,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基本方法,以＂共产主义先进模范＂为崇高追求的道德信仰理论。     

准确定位 科学布局 积极推动试验区建设

宁夏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没有突出优势,在产业布局方面与建设中国—阿拉伯国家及世界穆斯林地区经贸合作大平台的要求尚有差距。必须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高端,进一步明确试验区发展定位和目标,优化产业布局,为我国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完善对外开放格局探索新路径。     

群众公认：群众路线在选人用人中的价值导向——基于欠发达地区的认识和思考

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归根到底是群众公认。群众公认是群众路线在选人用人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是富有针对性的价值导向。     

高职英语教学现状调查及改革探究——以我院教学为例

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然而,从我院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看,令人堪忧。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我院高职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对高职英语教学进行改革,有助于实现我院高职英语教学的预期目标。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的股东权利限制研究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股东权利限制是危机时期社会规制的需要,规制的原因包括维护金融稳定、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维护存款者的市场信心和预防股东道德风险发生。但股东权利保护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这就在"限制"与"保护"之间形成矛盾,这是银行生存的不同时期,股东行使权利正当性基础的差别造成的。因此,分析银行运行不同时期股东权行使的正当性基础,是论证银行危机处置期股东权利限制必要性的基础,同时,股东权利的限制必然影响到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权利结构平衡,故从法律规制和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对"矛盾"的协调提出完善的建议。     

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人类发展道路上的奇葩,它使落后国家短期内走上工业化道路。面对苏联社会中的严重矛盾,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试图开辟新局面。他在苏联尚未作好改革准备的情况下,短期内进行全面改革,最终无力控制局势,导致苏联解体。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赔偿过程中的政府职能

近年来,有些地方人民政府在处理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就受害人的民事赔偿事宜采取了诸多举措,如决定赔偿金额、支付赔偿金或综合帮扶资金等。这些举措虽可使受害人获得及时、适当甚至高额的赔偿,但同时也会影响我国基本的法律秩序、限制当事人的民事处分权利、导致社会不公,有时还可能成为地方有些官员平息民怨、为自己开脱政治责任的方式。尽管如此,地方人民政府适当介入重特大事故民事赔偿事宜有其必要,只是应在法制的框架内运作,主要发挥督促、协调和配合三大功能。     

清末民国检察文书的转型与司法现代化——基于司法档案的考察

清末以降的检察制度整体而言处在不断变革和进步之中,其文书的变化尤为明显,作为官方记录反映出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在检察制度建立之初,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最重要文书之一的批词被适用为主要的检察文书以为过渡,相应的起诉文书也初现雏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批词转变为近代化的规范文本,起诉书、上诉书现代化成型,其格式、内容也不断适应中央层面的现代化的改革需求,在短短二三十年间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然而形式上的检察文书快速转型与实际检察运作不一致的现象也凸显出近代中国在司法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性矛盾。     

新时代深化群团改革的实践载体研究——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群团组织“三基地一中心”为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团委、妇联)牢牢把握群团改革要求,主动服务于党政工作大局,以职工群众为中心,创新建设了“三基地一中心”综合服务阵地。“三基地一中心”具有政策宣传、孵化培育、职工服务、创新创业、企业服务等功能,在思想引领、组织拓展、助力发展、维护和谐、普惠服务五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调研结果显示,“三基地一中心”契合职工群众需求,有助于提高职工对工会的认可度,并受到企业管理人员的好评。其今后的运维应在宣传力度、精准服务、运行机制、形式内容、资源整合、沟通反馈等方面持续发力,让职工群众拥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的机构编制管理:战略定位、辩证关系与改革路径

机构编制管理关系到行政成本的高低和行政机构的效能。机构编制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在于编制配置不科学、不合理,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新时代的机构编制管理需要站在治国理政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平衡“管牢”与“管活”双重目标,处理好事业发展需要与总量控制、“条线”要求与编制管理整体、短期成效与长期成本、编制增加与编制减少、编制管理部门收紧与财政部门宽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保障、全盘统筹、规划引领、观念更新、机制联动等多维度改革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