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的差异分析——以“让农民上楼行动”为例

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在治理基础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即在依赖实体、地方性规范、社会秩序和人情交往等方面并不相同,如果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让农民上楼行动",在治理基础未变的情况下改变治理方式,可能会给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一些弊端: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引发了农民因上楼致贫,造成了基层政府的管理困境。本文通过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差异分析探讨了"让农民上楼行动"的弊端,旨在提醒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不要盲目地推进城镇化。     

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与外交实践笔谈

从方法论、理论意义和制度创新三个角度把握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发展方向,是深化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理论研究的重要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力推动着理论范式的创新。这种创新表现为中国国际关系理念与价值创新、思维创新、模式创新和话语创新。我们需要深刻辨识中国全球伙伴关系战略对开创国际关系新模式的理论意义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世界共同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价值。21世纪的国际竞争具有新的特点,更多体现为纵向竞争、间接竞争、错位竞争。由于美国视中国为长期性的竞争对手,这使得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战略竞争呈现长期化态势。我们应从更广阔的战略图谱中定位竞争,从管控竞争、化解竞争的角度去应对竞争,其中包括推动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     

论共有表演者权

两个以上的民事权利主体就同一表演活动共同享有的表演者权称为共有表演者权。共有表演者权既可以通过共同的表演活动原始产生,也可以通过转让和继承的方式继受取得。共有表演者权的权利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组织,权利对象为静态的表演形象和动态的表演活动,权利内容则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元属性。共有表演者权的权利归属以及许可、转让等行使规则比较复杂,但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几乎没有规定,应完善相关立法,以约定优先、鼓励传播的原则确立其行使规则。     

上海市静安区2008-2013年餐饮服务监管行政处罚情况研究

本文通过对上海市静安区2008～2013年餐饮服务行业卫生行政监管处罚情况的相关信息进行整理,分析目前静安区餐饮服务行业经营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以期找出监管的关键环节,便于更好地监管以及预防区域内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撤诉的诉讼时效后果

权利人撤诉后,因起诉而生的中断效力归于消灭,因为起诉是"独立"中断事由,它不依附于"请求"事由;起诉是"程序性"中断事由,要遵守程序法逻辑。中国式撤诉规则及其实践、起诉难现实、时效期间短、义务人不诚信等规则或现实不足以否定"不中断"立场。时效自撤诉之日起继续计算,但为防止权利人无足够时间行使权利,可规定"撤诉后6个月内时效不完成"。     

陪审制的分权机制与证据法的发展

针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目前面临的“陪而不审”、“审而不议”之晋遍困境,本文探讨了西方国家陪审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认识到“分权是陪审制成长的基本条件”;详细探讨了我国“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的主要形态,指出没有实行分权是造成这种困窘局面的根源;讨论了正在兴起的河南人民陪审圆制度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主张我国应当建立以分权为首要特征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为此需要立法机关制定有关陪审团如何与法官分享裁判权的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制定证据法和陪审团法。     

亲属拒证权制度与亲属伦理结构关系研究

亲属拒证权制度因有助于维护良好的亲属伦理秩序而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这一制度与社会亲属伦理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亲属拒证权制度是社会主流亲属伦理观在刑事证人制度中的体现;亲属拒证权制度的制度设计对社会伦理结构具有引导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决定与引导的互动关系。应当根据我国当前亲属伦理结构现状完善亲属拒证权制度,亦应当利用亲属拒证权制度确立的契机引导良好亲属伦理结构的巩固与完善。     

论浙江工业化及其示范价值

改革开放前,浙江的经济发展处于全国中下等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既无资源、地缘优势,又没有获得较多的国家投资和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的浙江迅速成长为一个全国经济大省,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浙江的工业化道路偏离了我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浙江的工业化对内地有着巨大的示范价值。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探析——基于《摆脱贫困》的研究

习近平在宁德地区工作期间大力推进闽东地区经济发展、脱贫致富,同时也十分重视抓党的政治建设,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党性观念;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从严治党,清廉从政,把廉政建设引向深入;坚持走群众路线,练好密切联系群众这个基本功。习近平在宁德期间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思考,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法治观念研究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法治观念对国家法治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学界有关公民法治观念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公民法治观念的科学测量、理论概括与学理解释等方面尚存不足,对于公民法治观念的现状特征、变化特点、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等问题仍缺乏足够的认知与研究。本文认为,公民法治观念的研究要特别加强实证研究方法的设计,建构科学测量法治观念的指标体系,优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注重跨学科的合作与研究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