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的政治思想

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之一。对于与圭恰迪尼同时代的马基雅维里,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谓硕果累累,国内学界对马基雅维里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各类论文专著相继面世。然而与这种状况相比,对圭恰迪尼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然而随着共和主义思想的复兴,圭恰迪尼对于研究当代共和主义的思想来源的重要性已经得到重视。除此之外,圭恰迪尼的分权制衡思想,政治现实主义思想以及诸如国家理性这样的重要政治词汇的提出,对后世政治思想的演进也有很大的启迪性。     

我国国家赔偿法归责原则体系之缺陷与重构

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体系主要有过错归责原则、违法归责原则和以过错为主、危险责任为辅归责原则的几种立法例体系.针对我国现行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体系存在的一些缺陷,应以违法归责原则为主,以结果、过错、无过错等归责原则为辅来重构我国的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体系.     

“十一·五”期间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展望

"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的历史关键期,中国国家安全面临四大机遇和五方面的挑战,其中挑战尤显紧迫、棘手、严峻与突出.对此要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首先要牢固树立"大安全"观,明确国家安全战略主要任务;其次应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开展大国多极外交,确保中国的战略安全;第三要分片经营、稳打稳扎,以区域经济合作、反恐防扩散等维护中国的"大周边"安全;第四应明确将反独反民分与反恐防扩散列为"十一·五"期间中国国家安全的两大主要战略任务;第五需努力确保中国的能源与经济安全,尽早防范对外开放风险;第六是保障中国海外人员与机构安全,有效维护国内社会政治稳定.总之,应标本兼治,着眼长远与根本.     

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应当重申马克思已经实现的方法论超越——以马克思对国家问题的观察为案例的分析

应当重申马克思已经实现的方法论超越。这是因为,一些论者按自己的解释框架“捏塑”马克思的方法论;亦或有在“捏塑”之后宣布对马克思的“超越”,其实是重回马克思已经超越了的旧方法论立场。本文以马克思对国家问题的观察为案例,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历程的重温,厘清马克思逐个超越旧方法论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生成线索,消解对马克思方法论的种种“捏塑”,澄清在“捏塑”后声称超越马克思的各色方法论立场其实只是已被马克思超越了的旧方法论立场的重新翻版。     

试论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状态犯

危险状态犯是指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成立要件的犯罪,而非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既遂的犯罪。危险状态是一种危害结果,即危险结果。在我国,“危险状态犯”之称谓比“危险犯”更合适。直接故意危险状态犯有其特殊之处,并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刑法第116条、第117条、第118条与第119条第1款的关系是危险状态犯与实害犯的关系。     

中国国家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的重合与排异--兼论中国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

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斗争引起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和大国关系的调整.大国关系的调整及缓和源于大国安全观念的变化.尽管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也有较多利益交汇与重合.这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也为中国积累了新的外交资源.中国可着力于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扩大两个利益间的共同点,同时,缩小并弥合分歧,从根本上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浅析工会参政特色及价值

工会参政的特色及价值在于反映广大职工群众对改革、发展、民生等相关问题立法、决策的态度与呼声。广大职工群众对相关立法、决策的态度是衡量其对错的标志,是使其减少失误,更趋完善的力量。     

潮流与现实悖反：我国机关法人之定位与重构

虽然国内外主流公私法理论基本认可国家主体性二元结构理论,大陆法传统更是认可国家的法人地位而否定国家机关的法人资格,并在立法上形成了公共机构非法人化的事实,但我国受前苏联国家特殊民事主体理论和国家机关法人理论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立法和理论上认可了国家机关的法人地位并延续至今。我国这种国家机关全面法人化的立法事实不仅与世界范围内存在的非法人化潮流形成逆反,造成公法人向私法的遁入,而且与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国家机关的非法人化形成悖反,使机关法人的独立责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虚名。因此,在界分公法与私法的基础上,将国家机关的行为主要限定在公法领域,从而在私法领域中原则上否定其独立法人地位,只令其具有辅助国家私法人格与公共职能实现之作用,只有为实现公共利益与公共职能之必要时,例外地承认其独立法人地位。     

Defin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Communities for Regulatory Enforcement: Implications from a Block‐Group‐Level Analysis of New York State

The absence of a clear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reas has been cited as one of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s major deficiencies in managing federal environmental justice programs. Several states have explicitly defined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justice areas and integrated targeted efforts into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At the block‐group level,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effects of New York State's environmental justice policy, which defines communities of concern in terms of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mandates supplemental regulatory enforcement activities for these neighborhoods, on the agency's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actices under the Clean Air Act and Clean Water Act.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re is inconclusive evidence regarding race/ethnicity‐ and class‐based environmental inequity. Also, the state's policy intervention is not universally effective. Moreover, task environments of a given community are a consistent determinant of the agency's regulatory compliance monitoring and assurance activities. This study then derives broader implications regarding the adoption of a policy instrument that defines and screens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justice co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