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

本文认为在公诉案件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应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负对自己无罪、罪轻的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并不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审判机关必须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有罪判决。     

关于使用盗窃行为入罪化的立法思考

使用盗窃行为是近年来各国刑法所关注的问题，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对使用盗窃行为的定性和处理存在较大的争议。文章通过分析使用盗窃的内涵、定性及处理方式，提出了进行立法完善的规制方案。     

对遵义县镇(乡)服务型党组织创建工作的思考

中共遵义县委自2009年以来,以服务型党组织创建活动作为推动全县基层党建工作的抓手,紧紧围绕"三个服务"创建主题、"五大提升"创建目标和"五大体系"创建内容,以服务网络建设为主线,着眼于提升党员干部服务能力,着眼于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不断提升了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切实为推动全县率先发展、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为进一步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走出一条新路。     

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定性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公安部的部门规章随即取消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重新认定程序，人民法院也不再受理对交通事故认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使得关系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丧失了有效的救济途径。交通事故认定一旦错误。便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有必要正确把握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属性，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其引入制约与监督机制，以切实维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应当建立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为公正、高效地解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提供一条便捷的法律救济途径。     

本案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挪用公款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其发案率很高,由于犯罪的复杂性和立法技术的问题,造成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人们对它的认识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主要从案例分析出发,并围绕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犯罪目的及归个人使用如何理解等问题来展开讨论。     

论基层法院强化诉讼调解之必要

我国民事诉讼中广泛运用的诉讼调解制度，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定纷止争、让当事人服判息诉发挥了较大作用，但目前法学界对诉讼调解制度的存废、优劣颇有争议。文章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和立法、司法的实践经验出发，主张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社会变革、法律滞后的过渡时期，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应当转变司法观念，以解决民事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为司法的目标，强化诉讼调解的作用，促进社会公正，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乡村组织方式等级化问题研究——以公民文化缺失为视角

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存在着公民文化缺失的现象，导致乡村组织方式等级化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据先进文化培养新型农民、充分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三个层面入手，其根本就是重构乡村公民文化，提高公民意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价值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指向，表征着和谐理念的创新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鲜明地彰显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必将给人民大众带来更大发展与福祉。     

论刑事赔偿对刑事诉讼的救济

阐述刑事赔偿对刑事诉讼进行救济的科学内涵,阐明刑事赔偿救济刑事诉讼的具体范畴,并对刑事赔偿救济刑事诉讼的责任免除作了阐述。认为刑事诉讼的动态平衡被打破符合刑事追诉的认识论规律,刑事赔偿是对刑事诉讼进行救济的重要途径。指出被追诉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是刑事诉讼动态平衡被打破的标志,对遭受侵害的合法权益本身进行救济,实质是对动态平衡被破坏的刑事诉讼程序的间接的救济。刑事赔偿救济刑事诉讼的范畴包括侵犯人身自由权的救济、侵犯生命健康权的救济以及侵犯财产权的救济等。     

示范诉讼制度探析——兼论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完善

示范诉讼制度具有其他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所不具备的特征和独特功能,正因如此,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民事诉讼立法中对其加以明确规定,还有些国家在实践中大量运用这一制度以解决实际问题。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结合在新形势下我国所面临的司法现实需求,为了更好的解决群体性纠纷,在我国未来的民事诉讼立法当中,在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完善的同时,应当引入示范诉讼制度;同时考虑到示范诉讼自身的一些特点,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并注意处理好其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协调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两种制度各自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