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峡两岸逃犯移交中的“政治犯罪”

＂政治犯罪不引渡＂是国际引渡的重要原则,但由于＂政治犯罪＂概念本身难以界定等原因,导致该原则的适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今国际司法协助中,政治犯罪不引渡不断受到限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例外＂,甚至已经有取消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在海峡两岸的区际刑事司法互助中,具体而言就是在逃犯移交---＂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的遣返中,同样面临着是否适用＂政治犯罪不移交＂的问题。作为区际刑事司法互助,海峡两岸应当摒弃政治犯罪不移交原则。     

转型期农村基层司法的情理法之困——以农村家事案件为例

处于持续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已不复是60年前费孝通描述的乡土社会了,情理对于村民行为的规整作用趋微,适合于陌生人之间的现代法律未觅得合适的落脚之地因而法治力量尚不能彰显,基层司法在处理农村纠纷特别是家事纠纷时常常遭遇情理法摩擦的困境.在当前的背景下,破解农村基层司法情法困境的可行路径应当包括强化诉讼外调解效果和在诉讼中坚持法治原则.     

创设海关法院：现实与可能

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 ,我国应建立与对外贸易相协调的专门海关法院。借鉴美国海关法院制度的经验 ,创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中国海关法院制度 ,对扩大改革开放、促进国际贸易意义重大。     

为什么不能将性贿赂犯罪化?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和人大代表仅从性贿赂的危害性角度提议性贿赂入罪,是对刑事立法规律的不理解所导致的。性贿赂立法在国际反腐败公约中没有要求,在国外立法中没有先例,在我国不能将性贿赂入罪,因为将性贿赂入罪会因为认定上的困难而导致司法上的混乱。不将性贿赂犯罪化,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监督性贿赂、防止官员腐败。     

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立法中存在争论的法律名称、立法目的、法律方法和司法救济等问题,不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代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应当简化立法目的,创新法律方法,建立符合传统文化保护规律的特别制度,并在具体法律缺位的情况下,鼓励司法救济。     

民间投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基石

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4年以来,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投资主体仅仅依靠国有投资,民间资本实力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只有充分重视民间投资,完善投资体系,才能使积极财政政策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论检察权的定位——兼论我国检察机构改革

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种过渡性权力,检察权兼具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双重属性.与此相适应,检察权的运作也遵循着检察一体与检察独立的双重机制.检察一体,包括组织一体和心理一体两个层面;而检察独立,则包括组织独立与功能独立.检察权独立行使,是其承担法律监督功能的基础.为此,必须通过相关制度设置,从资源、身份、资质、权利等方面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在我国,虽然<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但是由于宪法和法律对保障检察机关组织独立的具体措施缺乏规定,致使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面临着诸多障碍,其中主要是检察权地方化问题.因此,当前我国检察机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关于对现行犯适用先行拘留的思考

现行犯是指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人。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现行犯可以适用先行拘留。对刑诉法所规定的"先行拘留",理论和实践中众说纷纭,诸如立案前拘留、逮捕前拘留、无证拘留和有证拘留等等。这些观点均有违立法精神,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对拘留的适用无所适从。先行拘留和拘留是有区别的,对现行犯可以先行拘留,应当理解为"先抓获后拘留"。     

论劳动教养立法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建立我国轻罪处罚制度的理论创新

轻罪处罚制度的不足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板块性缺损。中国刑事立法犯罪概念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刑法上的犯罪实际上是严重或较为严重的犯罪 ,而不包括轻罪 ,因此 ,应当以劳动教养立法为契机建立中国的轻罪处罚体系。轻罪处罚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面临一系列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客观条件外 ,还需要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论创新。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形成和提出问题 ,并给予科学的说明 ,为轻罪处罚制度提供必需的理论支撑。     

我国证券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分析——原则:立法与司法的冲突与协调

归责原则是各类证券民事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标准之一,不仅关系当事人的民事实体责任,还与诉讼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因此,研究证券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具有重要的审判实践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对证券侵权民事责任主体的归责原则之规定,忽略了与现行立法之间的协调与衔接,有的与法理相悖,两者之间的冲突导致审判实践的困惑。实际上,我国证券侵权民事责任主体不同,且各自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的差异,故其归责原则呈多元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