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行政哲学与新一轮政府治道变革——兼论克强经济学的政策逻辑

老子的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政府治道变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通过分析老子行政哲学与新一届政府改革新思维的内在联系,旨在揭示老子行政哲学从内在价值取向和外部行为选择两个层面与政府改革新思维的契合主线。内在的价值取向就是"无欲—无私—无畏",进而在行为路径上展现为"无为—为不恃—无不为"。它隐含着政府治道变革的前提是政府自身"无欲"状态,政府改革必须进行无私的顶层设计,推进改革必须具有"无畏"的精神。落实到政府改革层面,必须在行为取向上以"无为、为不恃、无不为"为路径,实现有限政府、效能政府和人民满意的现代政府目标。要想取得改革的成功,需要借鉴老子行政哲学的昭示,强化政府改革的价值与行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     

清末民初行政诉讼法制中的“民告官”传统遗存

在中国古代"为民父母行政"的传统行政法律文化中存在一个延宕千年的"民告官"传统。这一传统体现在"以上制下"的逐级申控制度、"从严治吏"的御史监察制度、"为民申冤"的直诉京控制度和"便民告官"的越诉特许制度等方面,其精神旨趣是廉政监督而非民权保障。"民告官"传统在清末民初近代行政诉讼法制滥觞和确立阶段仍然有不同程度的遗存。这种遗存可以从彼时行政诉讼审判机构的设立存废之争、具体制度设计和实际运行效果三个方面考察。未来中国行政诉讼法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近代百年行政诉讼法制变迁充分省察的基础之上,必须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民告官"传统的影响。     

中国法治的行政法治化道路

多维面向的中国法治道路理论有自身的缺陷。基于法治的核心要义和适度的建构立场,可以从权力分解的角度探寻具体的法治道路。借助司法权威确立规则之治和经由法律人之治实现法律之治,是＂司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构想;规则之治与社会治理的冲突,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矛盾,是其内在缺陷。行政法治化,有助于推动公民启蒙、控制权力膨胀、促进规则之治,从而化解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矛盾,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先导和必由之路。     

服务理念下的程序裁量及其规制

在服务理念的指引下，为更好地实现行政任务，行政机关及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通过行使程序裁量，自主地确定规范之外的程序形式与种类。“万元大奖下的暂住证登记”就是典型个案。程序裁量的运作，模糊了行政功能的绝对划分界限，打破了严格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前提；形成了多项行政行为共谋行政目标的现象，彰显了单一行政行为形式作为行政法学分析工具的不足。对这类新型行政活动的分析，除了遵守法律已有的界限外，也应关照行政目的的引导作用，并将多个行政行为构成的整个行政过程视为一幅动态的行政法律关系图式，在互动、多元的关系中探讨行政机关及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行政相对人的复合法律地位。     

城管执法的权威与困惑

当前,我国城管执法问题凸显。加强并完善城管立法,合理配置城管执法的职责权限,回归城管机构的行政机关性质,明确城管执法人员的公务员身份,既是合理有效回避城管执法现实尴尬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积极、正确应对城管执法难题的当务之急。     

西方早期行政管理思想——对我国行政管理科学化的启示

了解西方早期行政管理思想的发展，分析其在我国的实践状况，找出我国现存的诸多问题，对提高我国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转型、法制化与法院调解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法化程度不足,依法审判并不尽如人意。由于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破坏了传统的地方自治共同体,经济体制改革又瓦解了单位制,使得依赖于共同体和社会性制裁的民间调解难以恢复历史辉煌。经过几十年法制化的浸染,司法权威获得了社会的基本确认。调解与司法两个元素发生耦合,是法院调解在持续萎靡之后又在新世纪复兴的根本原因。但由于司法政策与程序制度之间出现断裂,法院强调调解出现了自我消解的危险趋势。只有继续加强审判制度建设,理清审判与调解的相互关系,并确定二者各自应有的相位,方是利用调解化解纠纷、满足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向法治迈进的基本路径。     

论行政执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由于行政执法程序是行政诉讼的先前程序之一,其证据的取得是否合法不仅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行政执法案件的质量,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秩序是否能够有效地维护。完全照搬诉讼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不完全适合我国行政执法的现状,所以,针对行政执法的现状,研究、确立一种行政执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规范行政证据的收集将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服务论”视野下的房地产登记探析

房地产登记作为一种行政行为,也存在"异化"的可能.本文以"服务论"为视角对房地产登记行为进行审视,试图说明只有将服务理念注入房地产登记领域,方能从根源上抑制其"异化".     

解决我国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行政和法律对策

贫困大学生就业不仅关系其本和家庭的生计,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通过制定有利于贫困大学就业的宏观政策,降低其就业成本,引导用人单位与高校之间建立互动制度,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和保障体系等行政措施来提高其就业率,同时要逐步完善贫困大学生就业的法律法规建设,强化执法保障,以行政和法律的硬性规定来解决贫困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