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增长与公安行政执法

在公共选择理论下,政府行为取决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或者说,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要不断地满足公民的权利吁求的。公众对公安机关直接强制行政行为的反感,促使公安机关转变执法观念,摆正位置,开发和运用多种具有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非强制性的行政方式和服务措施,既达到了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推行治安管理的目的,又为群众所接受。这是公安行政执法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略论我国的综合执法

我国长期以来构建的是"全能政府",同时又缺乏严密的组织法规范,行政职能部门设置随意,导致了我国现在的行政机构林立却又权责不清、行政执法政出多门却往往执行不力等不正常现象,严重地影响了行政效率,也不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此,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试图通过设立综合执法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的综合执法机关越来越普遍,文章结合实践,对综合执法的含义、产生、作用、形式等问题及其发展模式试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浅议和谐社会的法律保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需要完善的法律,而且法律的制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遵循客观规律、符合理性精神,同时还必须增强政府部门的执法素质和全社会的守法意识与法制观念,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文章从建立民主法治着眼,就立法、执法、守法几个方面阐述自己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的相关观点.     

执行竞合适用原则之研究

执行竟合涉及一国的保全执行制度与终局执行制度对于债务人是同时有效还是相互排斥的问题,涉及一国的强制执行法与民法、破产法在法律体系上如何保持和谐一致的问题.如果立法对执行竞合问题不予理解,必然形成事实上的竞合而使执行难问题加重.作者主张遵循时间优先原则,同时赋予实体权利人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通过异议之诉来对抗和撤销先行的强制执行.     

通过诉讼的政府控制

没有控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政府权力应受到控制已成为世界各法治国家所遵从的一条公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性、执政理念转变的必然性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有限制政府权力之必要.实现法治国家首先要求对政府权力有所控制,通过诉讼(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对政府进行控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针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首先要弱化权力崇拜、强化行政服务,其次要完善行政诉讼法、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而宪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决定了通过宪法诉讼是控制政府权力的首要选择.我国在完善行政诉讼的同时亟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监狱执法理念

监狱执法理念是涉及执法和管理的根本性问题。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是社会法治文明在监狱执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是适应监狱体制改革、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的必然要求,是面向监狱工作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监狱机关要在执法和管理中努力做到依法、规范、公正、文明,重点解决好“三个不能”的问题,抓好“四种规范”,在执法工作中实现“五个更加”,促进三个方面的文明化建设。监狱机关要以正确执法理念为统揽,正确定位监狱的职能和监狱警察的职责,努力维护监狱安全稳定,积极探索新的监狱生产组织结构,稳妥推进监狱体制和机制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法队伍,推进监狱工作创新发展。     

电子证据带给行政执法工作的挑战与对策

电子证据作为一种崭新的证据种类已经在执法实践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但由于现行法律还没有对电子证据给予明确的规定,因此,有关电子证据的概念问题、其法律地位的界定问题、其法律价值的评价问题等应是电子证据研究的首要问题。此外,研究电子证据可以对具体的行政执法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     

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思考

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既是检察机关履职的需要,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的体现.但法律监督能力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在实践中长期努力和不断探求.为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须就法律监督能力的内涵、影响法律监督能力提高的因素及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途径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应从解决公民控告申诉检举问题入手,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难题,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形成检察机关对司法、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的格局,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体系.     

隐藏在行政解释背后的政策裁量:概念、定位与功能

现有研究承认公共政策介入行政执法和司法职能的事实,但鲜少有研究关注公共政策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吐槽医院被拘案”为讨论政策裁量在行政解释中的功能角色提供了契机。学理研究显示,行政与政策之间的相似性与现代行政国家的行政效率诉求促使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裁量。我国的行政解释过程背后蕴涵着复杂的利益纠纷,为政策裁量提供了合适的研究论域。政策裁量的实质是在行政解释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以便于解决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各类争端,同时引导行政解释结果适应社会发展方向。政策裁量内容对于行政解释结论具有正反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