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创新药物专利司法保护的量化分析——基于药品专利案件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专利司法保护的范围和强度对制药企业自主创新具有关键的作用,人民法院审理药品专利案件的司法实践正是发挥这一作用的具体体现。细化该类案件中各种审判因素,从微观角度逐一进行深入剖析,对具体条款的调整、具体措施的推行以及审判实务中裁判尺度的把握将发挥积极效果。本文将以“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登载的所有药品专利案件为样本,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进行量化统计,对近年来我国药品专利民事诉讼的主体、客体、适用法律、审理裁判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探究此类案件在审理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以期为完善药品专利司法保护制度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     

行政立法不作为研究

所谓行政立法不作为,是指特定行政立法机关未依照上位法的规定,未尽到合理的立法责任,在合适时间以合适的方式或者程序,展开立法创制、修订或废止活动的行为。行政立法不作为危及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行政立法机关因此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控制行政立法不作为上,应该强化授权行政立法规则的完善以及妥当地处理好立法裁量权的使用,并加强行政自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社会公众对立法不作为的监督。     

“当判则判”与“调判结合”——基于实务和操作层面的分析

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并不意味着调解万能,其意义在于进一步促进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并适应社会需求,在刑事、行政领域引进协商性因素。在民事诉讼中,调解优先符合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处分权优先于公共利益考量,除法律明确禁止或限制的情形外,调解与协商和解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法官的义务和责任,一般不能因公共利益而否定或限制调解。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制约、当事人处分权与法院职权的结合、相应的救济机制等,可以保证调解的正当性和效益。同时,诉讼调解必然以判决作为后盾,调判结合并非选择性安排,而是司法诉讼制度的必然。从实务角度出发,准确把握调判结合的原则和尺度、规避调解风险至关重要。从长远的发展而言,调判结合仍可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多元功能和价值。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的大力发展,社会各主体的法律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其中行政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在行政理念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行政法制”转变为“行政法治”;在官民地位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民告官”到“官告民”：在执法方式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重实体、轻程序转变为实体与程序并重。     

论行政监管权与法治

行政监管制度在中国建立的十几年间,监管效果并不理想,市场经济和现代监管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监管权力失灵已经开始显现,这种消极现象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消除,必须遵循法治原则,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进行规制。     

对我国综合行政执法相关问题的思考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主要体现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其中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髓.然而.多年来我国的行政执法工作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着概念不清、多头执法、政出多门等诸多问题,给社会和谐与人民生活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本文对行政执法的概念、方式、权限、过程问题进行了分析,厘清了行政执法工作在政策理论和社会实践中的误区,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提出相关的建议.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监督问题研究

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行政立法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人大立法,所涉及的内容多与公民权益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但地方政府在立法的过程中,极易出现"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地方行政立法的权力不断膨胀,破坏了法律体系的统一和有序,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对地方行政立法的监督很有必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监督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就完善我国的地方行政立法监督提出一些建议.     

行政刑法视角下行政犯探究——从长春市一则案例引出

行政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同时也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具有双重违法性。为有效地惩处行政犯罪,其惩罚机制也有其特殊性。我国目前针对行政犯采用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立法模式,就是有关于行政犯的基本罪状和法定刑都是在刑法典或刑法单行法规中规定的,只是在处罚罚则中对追究刑事责任做出笼统的宣告式表述,这种模式下激发成文法体制下刑法条文的机械化与行政法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提出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即坚持刑法典总则的原则性指导,在行政法律中设置具有独立罪名和法定刑的法律规范。这样有关行政犯的规定就可以不依附于任何其他的法律,直接依据该法规认定行政犯具体罪行的内容,有利于保持刑法相对稳定性的同时兼顾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化。     

中法两国公务员救济制度的比较分析——以完善中国公务员救济制度为视角

在法国,为了防止行政主体的侵害,公务员具有行政上的保护手段和司法上的保护手段;在中国,公务员只能通过申诉控告维护自己的权益。中法两国在公务员救济制度方面的不同缘于两国在公务员关系理论、权利规定及行政诉讼等方面的不同。借鉴法国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完善中国的公务员救济制度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摒弃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第二,扩大公务员权利范围;第三,完善公务员救济途径。     

论医疗纠纷诉讼中的证据协力义务

由于医疗活动的高度专业性,因而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存在证据偏在、医患武器不平等严重问题。证据协力义务是居于准确、公正、和谐、效率等的价值基础,其在医疗纠纷诉讼中的适用具有正当性。建议通过医疗机构的阐明病历义务,对证人、鉴定人违反证据协力义务的制裁,证人拒绝提供证言权等规范来弥补医疗纠纷诉讼中证据协力义务的结构性缺失,以增加医疗纠纷诉讼中证据协力义务规范的可预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