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诉讼的政府控制

没有控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政府权力应受到控制已成为世界各法治国家所遵从的一条公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性、执政理念转变的必然性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有限制政府权力之必要.实现法治国家首先要求对政府权力有所控制,通过诉讼(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对政府进行控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针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首先要弱化权力崇拜、强化行政服务,其次要完善行政诉讼法、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而宪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决定了通过宪法诉讼是控制政府权力的首要选择.我国在完善行政诉讼的同时亟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     

少年司法国家责任论纲

由于国家责任的缺失,限制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宏观规划、整体布局与协同进步,以致法律体系不完善、地域差别较大、部门协作壁垒等问题一直存在。国家责任更具“宣誓”意义和政策指引价值,其与政府责任、司法机关责任存在主体不同、责任内容不同、责任实现方式不同等区别。从国家责任角度出发,应加速制定“儿童福利法”,完善儿童福利制度,理顺刑事诉讼法内部规则,细化收容教养制度,协调刑法、刑事诉讼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少年司法所需经费可实行国家财政统一拨付,国家应统筹发展少年司法模式,并大力发展中西部少年司法社工组织及少年司法社工;明确司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分配,强化家庭、学校作用的发挥,积极推动公安、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与少年司法社工组织的协同发展。     

货币演进的历史观与货币创造的政治经济学

一种流行的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批评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忽视了金融市场在货币创造中的主体地位;现代货币理论的错误认识会导致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这种反对意见不仅误解了现代货币理论,而且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观上,忽视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现代货币理论形成了包括商业银行和政府在内的对货币等级结构的完整认识。其次,在历史上,财政作为货币创造主体的作用并没有让位于商业银行体系,相反,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家财政的作用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再次,政府的货币创造具有生产性的一面,它在推动创新和生产力发展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创造和回收货币并不是剥削,而是国家的公共目的所使然。最后,货币创造主体的制度设计及其争论的问题本质上是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国家保护责任理论论析

国家保护责任理论以个人的主权观与安全观为核心,提出了国家与国际社会向处在危险中的人民提供生命支持保护及援助的预防责任、做出反应责任以及重建责任。国家保护责任理论是对传统的主权、安全观的重新阐释,同时也对安理会的作用进行了扩张解释。我们必须警惕国家保护责任理论以所谓普世的西方价值观来对另一个国家实施预防、反应以及重建的责任,如果不对相关的干涉行为设定必要的限制,必然会是对他国赤裸裸的干涉。     

对我国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思考

犯罪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是现代人权保护的一个重要问题。当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难以得到充分赔偿时,为保护被害人权利,彰显社会公平,应当由国家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国外的经验,应尽快建立我国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随着我国"问责风暴"向"制度问责"的转变,如何更好地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就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目前制约公安行政问责制功能发挥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安行政文化滞后、职权划分模糊、问责主体角色缺位、警务公开度有限和警察绩效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针对上述制约因素,营造公安行政问责文化、严格划分权责界限、强调异体问责、加强警务公开以及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就构成了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中国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改革路径与发展方向探讨

从国外经验出发,养老保险立法先行、确立时间表,通过合适的基金运作模式,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分担机制,养老保险的垂直管理和基金预算管理制度,以及历史债务和做实个人账户机制,用"三步走"的方式,先实现省级统筹,然后建立全国统一预算,分省余缺调剂的方式,逐步过渡到全国统收统支的模式,这是适合目前中国现状和社会保障未来战略发展的选择。     

行政执法理念的更新与和谐社会建设

在构成和谐社会的诸多要素中,法治处于核心地位,行政执法是法治的关键。完善的行政执法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加强行政执法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在行政执法方面有了显著进步,但在执法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执法理念的传统与陈旧是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更新传统的执法理念,树立平等、诚信、人权保障、执法为民等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全新的、先进的行政执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