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制与精神文明建设

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手段。法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强有力保障。正确运用教育和法制,可确保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宪政与有限政府

政府职能的增加 ,政府“行政疆域”的扩展 ,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复杂问题 ,但是它的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需要“行政国家”向“有限政府”的过渡。“有限政府”的建立 ,离不开民主与法治的发展 ,而民主与法治正是宪政的构成要素。宪政的精髓就是限制、规范和制约政府权力 ,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建立“有限政府” ,首要任务是建立宪政     

论我国反收购制度及其缺陷

我国《公司法》、《证券法》没有对反收购行为进行规制,使得反收购行为处于无序状态。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被收购公司针对收购行为可以采取措施,隐含着对反收购行为的规制,这对于规范目标公司的反收购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就反收购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缺陷进行了分析,并希望通过修改《公司法》、《证券法》对反收购行为予以全面规范和完善。     

底线思维的应用原则、实践图景和方法体系

从方法论维度尝试深化底线思维研究的相关探索,探讨在底线思维应用过程中需要遵循的主体性、历史性、能动性等基本原则;从单维和多维的角度描绘底线思维实践的逻辑图景;从基本路径、积极防御、最佳结果等三个层面讨论底线思维的方法体系。     

道路·体系·制度: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

胡锦涛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归结了90年来所取得的三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上三者的统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内在逻辑相一致的理论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     

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理由的规范化

《行政处罚法》的新规并未直接揭示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学界目前依然存在着“依据论”与“理由论”两种观点。实际上,依据裁量基准的形式外观与现行立法的规范用语并不能证明裁量基准属于裁量行为的“依据”,相反,根据权源性标准和拘束性标准,可以得知裁量基准并非“依据”。同时,通过对裁量基准与裁量理由的实质分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不仅有着理论上的同质性,而且存在着内容上的同构性。不仅如此,裁量基准的运行机制也进一步验证了裁量基准属于“理由”的判断。不过,裁量基准绝不是“理由”的等同概念,而是“理由”的一种规范化表达,“规范”的形式赋予了裁量基准独立的制度定位。     

投资条约仲裁制度改革的中国选择

投资条约仲裁制度有利于投资者保护,但其也存在易于导致东道国与投资者权益保护失衡等问题。中国应顺应国际上的改革大势和潮流,从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个方面对投资条约仲裁制度进行改革,采取包括维护东道国的管理权、缩减仲裁庭自由解释条约的空间以及加强缔约国对条约解释的控制权等措施,以确保其能平衡保护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权益。欧盟倡导的投资法院制度虽然对争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能纠正投资条约仲裁制度的某些重要缺陷,中国可考虑在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探索接受并改进这一制度的可能性。     

论我国环境资源法体系及健全环境资源立法

作者认为 ,环境资源法体系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综合调整法 ,二是自然资源法 ,三是环境保护法 ,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论政府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就一直强调要实现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经过20多年来的努力,中央已基本实现由传统经验模式向现代科学模式的转变。但在地方各级政府决策中,失误的现象却屡禁不止,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未能建立有效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     

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行政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提高行政性规范文件的品质,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促进法治建设。但由于制定、执行与监督制度中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监督效能的发挥。我们对这些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反思与重构,确立了以程序控制为主线,以立法监控、行政监控、司法监控为重点的多层次的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