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什么会终结?

1991年 3月17日全苏公投仍有高达 76%民众支持保留共同国家.但不到 9 个月之后,别洛韦日森林声明即宣布苏联终止存在.假如在公投举行以后,不是采取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方针,而是循序渐进地建立一个软联邦,一开始仅限于建议签订建立共同经济空间的协议,分离主义者的目的就不会达到.8·19事件更多是起了雷管的作用.先前的发展方式挖了苏联的墙角.导致苏联垮台的深层次经济原因体现在行政管理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上.而由国家结构中长期缺乏联邦制引发的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危机,是苏联解体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保留苏共作为确保苏联统一的机制,其必要条件是党本身的民主化.制约苏共民主化的主要力量是党的机关,它实际上处于选举出来的党的机构之上.在帮助苏联走出经济困境方面,西方甚至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而困难至极的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苏联的解体.     

我国现行相对不起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相对不起诉具有公正、效益、秩序等诉讼价值。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相时不起诉适用范围具有狭窄性;适用标准具有不确定性;适用程序具有烦琐性案件转诉具有矛盾性;制约机制的不合理性。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立法完善,应适当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建立征询被害人同意机制;建立合理的“公诉转自诉”救济机制;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非刑罚替代方法的适用效力;建立合理的相对不起诉制约机制;改革和完善不起诉的工作程序。     

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充分认识其历史地位,全面掌握其科学内涵,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     

刑事政策视野下我国暂缓起诉制度之构建

暂缓起诉制度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和重要的价值意蕴,虽然学界对我国是否应当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存在争论,但权衡利弊,我们认为,在我国建立暂缓起诉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

面对文化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产生的冲击,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总趋势,倡导一种科学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使其适应文化全球化的发展,真正走一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强之路。     

有限国家责任说——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

为了保护被害人权益,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国内学者纷纷呼吁,参照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为了使作为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国家责任说更有科学性和说服力,宜对国家责任说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理论进行推理和择取。结合社会契约理论,应以有限国家责任说和社会保险说为理论依据,建立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困境与革命——对合同相对性的第三人解读

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合同法的一块基石。但是在合同相对性的本质中,就已经孕育了革命的种子——第三人。20世纪以来,经济的复杂化和交易的日趋频繁。使得这粒种子茁壮成长,并突破了它的内核,因此,应当承认革命者的地位,重新界定合同相对性的内核,建立第三人制度,平衡第三人与合同当事人利益。     

国外教育公共服务改革成效与启示

从政府教育公共服务职能、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重视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实施教育绩效评估、完善教育公共服务多元化体系以及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等方面介绍了国外有关教育公共服务的具体做法与经验,为推进我国教育公共服务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人工智能产品发展风险抗辩后的损害救济分摊机制研究

我国既要加大人工智能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力度,最大程度激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之巨大潜力,又要预判人工智能产品带来的挑战及其风险。因此,需要根据人工智能产品的特点变革我国产品责任制度,以最大限度防范、降低和合理分配人工智能产品发展风险,尤其是需要完善人工智能产品发展风险抗辩后的损害救济分摊机制。对此,我国必须贯彻"共享—分摊"的损害救济理念,确保在国家、社会、生产者、设计者和消费者之间合理分摊损害,以更好维持各方权益的整体平衡,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并最终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人民法院改革取向的审视与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民法院改革,总体上潜含着对标形式主义法治司法模式的取向,其目标可概括为"让司法更像司法"。这种由内向视角导引的改革,对塑造我国司法的基础形态、完善司法的基本要件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与社会需求的疏离,使司法改革的红利难以充分转化为社会的实际获得。在还原主义立场下回溯司法的基源性理论,司法是一种制度建构的产物、一种公共产品,司法应当尊重"消费者体验"。着眼于外向视角,提升司法能力亦应成为法院改革的取向之一。在今后继续深化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过程中,应以影响司法能力的基本要素作为改革的着眼点,通过司法能力的提升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满足和实现社会对司法的需求,以"让司法更能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