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革命文化思想的发展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以革命文艺为切入点,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革命文化发展的具体方向,以普及与提高为推动革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法,找到了文艺工作者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这一发展革命文化的基本途径,使其革命文化思想得到极大发展,成为更具体的、更具可操作性的、真正体现人民大众民族、科学与民主意志的文化思想。     

信息时代社交网络服务商法律责任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以微博平台谣言的预防和制裁为视角

信息社会背景下,人类进入全媒体时代,社交网络服务商作为新的守门人,理应成为防控微博谣言的重要一环。然而,基于重用户轻平台的传统立法理念,社交网络服务商的法律责任体系存在明显缺陷。顺应网络社会代际发展规律,以平台责任为中心,重新构建对社交网络服务商进行的法律责任体系,是完善微博谣言法律规范体系的重要内容。     

北京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现状及建议

北京基层社会矛盾,主要是在改革向纵深推进及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及其派生矛盾。尽管这些矛盾表现出易发、多发且诉求强烈、新旧矛盾交织的特点,但通过构建协商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拓宽第三方参与渠道等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和安排更有效制度的途径,大多是可以化解的。     

试论政府“有权不可任性”的三重政治意蕴——兼谈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学习体会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是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幽默表述,这不仅是一句流行的话语,更是建设现代政府的宣言,有着深刻的政治意涵。从宏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要求优化政府职能,实行简政放权;从中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要求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从微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权力观。     

论人格上财产利益的可继承性

肖像、姓名、声音等人格要素的商业化利用,使传统民法理论关于人格权为具有专属性的非财产权的认识面临挑战,产生了对人格上财产利益进行保护以及承认其可继承性的需要。美国和德国在各自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分别形成了公开权与隐私权分离的二元模式和人格权包含财产成分与精神成分的一元模式,我国更宜采纳一元模式。在一元模式下,人格上财产利益是人格要素财产化的结果而具有承认其可继承性的必要。     

我国民事检察法律监督制度的完善路径

法律监督是我国以宪法确认的法律制度,其权力由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民事诉讼法律监督表现为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对检察权的行使,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提起的抗诉和提出的检察建议。民事检察是法律监督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维护民事司法公正、保障社会和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立足地方特色拓展公安院校警务英语文化教学

开放的中国对外交往频繁,需要具备扎实的公安业务能力和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警务人员。全国各地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各有特色,需要大量胜任本地警务工作需求的警务人员。根据地方公安院校开展警务英语文化教学的先进经验,山西警务英语文化教学应在内容、教材使用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改善警务英语文化教学。     

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实务问题

网络诈骗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方式,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诈骗的高科技犯罪,具有隐蔽性强、渗透性强、危害范围广、后果严重等特点。我们要有效地防范和遏制网络诈骗犯罪,就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加大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惩处力度;完善网络诈骗案件的管辖原则,加强预防宣传和网络监管。     

“法治”视野下“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兼采经济学的方法

对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应是多方面的,而效应与教训则是其极其重要的内容。严打政策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严打政策的正面效应是短暂的社会稳定,并可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是长远的,它不仅在观念上一度侵蚀着我们的法治信仰,动摇我们的公平正义感,而且在客观上酿成了新的对抗和秩序紊乱。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同样能够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中,我们所能得到的是严打政策的教训,并且其教训可得到经济学和犯罪学的共同说明。严打政策的教训将使得我们在应对犯罪、谋求稳定和实现法治化的道路上方向更加明确,步伐更加坚定,并将使得宽严相济政策在社会转型和风险多元的特殊历史时期得到更加稳妥有效的推行,从而助益于法治国的发展。     

舒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本文梳理了舒群参与《解放日报》副刊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相关活动,既展示了舒群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也有助于了解和把握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筹备过程以及党在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