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Y-STR基因座DYS709在汉族人群中的遗传多态性调查

目的筛选新的Y-STR基因座,调查其在汉族人群中的等位基因频率分布,评价其在法医学及其它方面的应用价值。方法在Y染色体基因组DNA中查找候选基因座,在重复顺序两端设计引物,PCR扩增后用银染法显示结果。结果一个重复单位为CTTT的Y-STR基因座DYS709被发现。在102例汉族无关男性个体血样中共检出了7个等位基因。基因多样性为0.7063,个人识别能力(PD)和非父排除率(PE)均为0.7063。结论新筛选到的DYS709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态性,在法医学及人类遗传学方面具有应用价值。     

从旭普林公司案看我国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监督

运用国际商事仲裁的一般理论和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结合我国法院就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庭根据该院仲裁规则就德国旭普林公司案在我国上海作出的仲裁裁决所实施的司法监督,探讨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与涉外裁决、外国裁决和《纽约公约》项下的非本国裁决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由此认为本案项下的裁决,既不是我国裁决,也不是外国裁决,而是《纽约公约》项下的非内(本)国裁决。     

Gc亚型检测的复合MS-PCR法及其应用

目的探讨建立Gc亚型检测的复合MS-PCR法及其应用价值。方法根据Gc基因中的2处点突变,设计2对片段相差5bp的等位基因特异性引物和1条公共引物进行复合MS-PCR,分析Gc多态性,并调查武汉地区218例汉族无关个体Gc多态性和鉴定10例亲子关系。结果复合MS-PCR检测的Gc基因型,与AmpliTypePM试剂盒的分型结果一致;武汉地区汉族人群Gc基因的3个常见等位基因Gc1F、Gc1S、Gc2的基因频率分别为0.4816、0.2592、0.2592,观察杂合度(Hobs)、期望杂合度(Hexp)、多态性信息含量(PIC)、个人识别能力(DP)、非父排除率(PE)分别为0.6193、0.6359、0.6253、0.7974、0.3480,基因型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真三联体和非真三联体亲子鉴定各5例,前者不排除父子关系,与常规STR分型一致,后者经Gc-MS-PCR分型排除2例。结论建立复合MS-PCR法检测Gc亚型在法医物证鉴定中有实用价值。     

复合扩增mtDNA-HVI和Cyt b片段鉴定混合血痕种属

目的探讨mtDNA-HVI和Cyt b片段复合扩增法鉴定人与动物混合血痕种属的应用价值。方法用chelex-100法从人、牛、猪、狗、兔、鱼、鸡和鼠血痕中提取DNA,复合扩增mtDNA-HVI片段和Cyt b片段,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结果人类在mtDNA-HVI区和Cyt b区分别出现279bp和358bp各一条带,且279bp条带亮于358bp;动物均只有358bp一条带。人与7种动物血痕的检测灵敏度均为3.13ng。检测人与动物混合DNA,灵敏度仍为3.13ng,但358bp条带亮于279bp条带。结论当358bp带明显强于279bp带时,提示检材为人与动物的混合。     

人线粒体DNA序列分析在法医学中的应用研究及其进展

综述人线粒体DNA(m tDNA)序列分析在法医学种属鉴别、个体识别,以及个体年龄推断中的应用研究及其进展,展望对m tDNA异质性的研究及建立人m tDNA数据库,并具有重要的法医学实践意义。     

论证明的协调性

“协调性”所蕴含的本质特征包括:匹配性、一致性、完整闭合性和动态性方面。协调作为高级表现形式的价值理由在于协调不存在对立价值。协调是平衡诸价值的价值,即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其他价值正是通过相互协调升华为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证据群作为证据通往事实的中间环节而存在,它构成相对于单个证据更高阶的证据层面,同时又低位于最终事实,用以解决证据组合问题的一种中介性工具。证据规则的协调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证据规则与证明事实相协调与否;二是证据规则之间相协调与否。     

域外文化的移植——沉默权之中国化

法律移植过程中需要避免片面化和理想化的因素,沉默权实质上是证据规则的告知问题。基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国不宜确立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应建立适宜我国国情的“沉默”制度。     

办理民事抗诉案件调查取证问题探研

一直以来,我国法律对于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的调查取证问题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此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对检察机关审查过程中取得的证据效力如何认定各地法院做法也不尽一致。文章仅就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的调查取证问题略作探讨和研究。     

刑法主观主义之生成根基

刑法主观主义生成的根本推动力是经济因素。经济结构的变迁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伴随社会结构的变迁,犯罪必然呈现出新特征,最终导致刑事犯罪治理策略取向由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从而导致刑法主观主义生成并渐趋强势。刑法主观主义并非只是为了作为客观主义的对立面而生成,而是对时代变迁的必然回应,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种类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种类不能全面概括司法实践中起证明作用的材料,建议立法补充相应的证据种类。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种证据的归类和排序存在缺乏逻辑性和实用性的问题,必须加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