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书、罪量与扒窃入罪

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扒窃应否一律入罪、但书是否得为扒窃的出罪依据之争,困扰着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对但书及其规制下的罪量类型、政策机能、体系定位、出罪机制的基本共识,消除刑法知识转型时代不同话语系统囿于语境差异的对话困难。通过以阶层犯罪论体系与我国刑法规定为背景,立足于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融通,分析我国刑法特有的罪量要素的类型与政策功能,可以认为,扒窃包含为但书所规制并须结合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进行涵摄的罪量要素。从扒窃行为的客观不法与“扒手”的人的主观不法两个维度,才能揭示扒窃的规范含义,并据以依次判断扒窃行为是否该当扒窃型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不法行为定型,既表明我国刑法包含涵摄罪量要素,也展现了我国刑法以行为不法为基础,重视人的不法的新动向。     

推定适用与刑罚的指向——兼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

刑事诉讼活动中,推定能够用以间接证明正常前提条件下应当存在的犯罪事实,但是必须严格限定其适用.刑罚是预防犯罪的有效手段和保障之一,因而司法实践中必须充分发挥其功能.通过二者的引申,可以认识到现行刑法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陷,而且有必要从这两种意义上加以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探析

为了加强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现行刑法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该罪在司法实践中日益暴露出其立法及前置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因而必须从刑法理论上加以完善,以满足反腐倡廉的实际需要.     

《吕刑》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吕刑》所反映的德刑并举治国思维及刑法制度与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世刑法的构建。在法律思想方面,后世社会的明刑弼教、乱世重典及贤人执法理念与《吕刑》有渊源关系,在法律制度,古老的五刑、五听与赎刑也是后世同类制度的嚆矢。《吕刑》中关于上下比罪、简孚有众、其刑上备等定罪量刑原则又分别成为后世的类推、据众证定罪及重罪吸收轻罪等制度的示范。     

故意杀人罪量刑情节与宣告刑量关系实证研究——基于SPSS软件包所作的“相关”分析

作为联结故意杀人罪罪量与宣告刑量纽带的量刑情节与宣告刑量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各种量刑情节对宣告刑量的影响程度迥然不同,如是否共同犯罪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481,危害结果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412,被告人过错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达到-0.279;而是否累犯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仅为-0.145,是否残忍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公为-0089.     

产品缺陷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初探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是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补偿和惩罚功能。我国产品质量法中缺乏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这对于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和保障是十分不周到的。在立法上应对我国产品缺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数额的确定作出明确规定:只要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客观上造成了精神损害赔偿,就应予以赔偿;在确定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主要参考限幅数额原则;制定加重和减轻赔偿的情形。     

刑法对偷税罪的立法缺陷

刑法对偷税罪的立法存在一些缺陷偷税罪客观方面规定不严谨;应纳税额含义不明确;偷税罪刑法标准不科学;偷税罪与逃避追缴欠税罪刑法标准不一.     

“互联网 +”时代外卖骑手薪酬探究

外卖骑手撑起整个"宅经济",但却身份不明,雇主不详。专送、外包、众包等模式将原本典型的劳动关系搅混,各用工主体试图回避劳动基准,模糊骑手薪酬,以计件制代替小时工资制,以用户评价主导业绩考核,以罚代管,肆意剥削压榨骑手。骑手薪酬设计弊端重重:劳动关系不明、社会保障缺位、用户评价失灵、企业处罚不当、计件薪酬粗暴。合理的薪酬制度是劳企和谐的基础,是提高劳动就业质量的前提。为改善行业混乱现状,政府应及时介入市场,厘清模糊不清的用工关系,适时出台行业管理标准,规范劳动定额管理,完善薪酬支付体系,保障骑手劳动权益,促进新业态良性发展。     

互联网 + 对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实践的影响

当前,"互联网+"已经升级为中国国家战略,政府出台政策号召群团组织要拥抱互联网,中华全国总工会积极推动互联网与工会工作例如企业民主管理相融合,互联网正逐渐打破传统企业民主管理政治参与现状,职工由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由部分参与向全部参与转变,互联网助推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回归产业民主实质。     

劳动关系视角下的网约用工纠纷研究

近年来,网络平台与网约工的劳动纠纷开始显现在司法实务中。面对类似纠纷,法院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尽管网约用工打破了过去"单一企业对应单一员工"的劳动关系模式,但根据现行法律,仅凭合作协议难以认定网络平台与网约工存在劳动关系。一方面应当区分网约工与网络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网络平台与其它企业进行合作、网络平台直接与网约工签订合作协议三种形式,另一方面应当在司法实践中对"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受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进行统一规范解释。最后应当在司法经验基础上根据"互联网+"背景下共享经济的特点完善劳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