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尔定律与财产犯罪数额标准之确定

通过对财产犯罪的历史性考察,以恩格尔定律为基础建立了确定和调整财产犯罪数额标准的理论模型,指出应以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作为财产犯罪的数额标准,并应在家庭平均储蓄余额等于当前年度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时将财产犯罪数额标准调升为当前年度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并根据模型论证了财产犯罪与财产侵权的区别,对实定刑法上贪贿犯罪数额标准和法定刑的设置失当进行了反思。     

有关涉税犯罪司法解释的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11月5日发布了《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作用显而易见。但其中列举的偷税手段不全面,对一些偷税手段以及一些特殊情况下如何计算偷税百分比没有解释,对拒不申报纳税以及偷税数额的解释有瑕疵,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明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技术、刑罚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应从制度上对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进行预防和惩处。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方面要搞好前置措施的设置,重在预防;另一方面要严密刑事法网,严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分子。可从明确行为模式、规范法律用语、提高刑罚幅度、增设附加刑等方面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完善。     

透过刑事拘捕体系探索权力配置图景——以台湾拘捕体系为分析范本

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的拘捕措施既要有效地应对多样化的犯罪情势，同时又不能显现出体系设置上平行化、适用上僵硬化、随意化等弊端。在现代主要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中，强制措施的适用要受制于比例原则、法官保留原则、法律控制原则等一系列法治原则，而暗含于这些原则的则是一种对国家权力配置合理性的预设及期待。这种权力配置的图景往往反映在其追诉犯罪的程序构造上。     

数额加重犯基本问题研究

数额加重犯的概念具有正当性.加重数额体现了数额加重犯的既遂形态对行为侵犯法益程度的要求.数额加重犯的未遂行为原则上具有刑事可罚性.对于数额加重犯的未遂形态,应当以数额加重犯的法定刑幅度作为量刑基础.     

对盗窃数额在认定方面的一点思考

盗窃罪在我国属于常见多发的财产型犯罪。盗窃数额对盗窃罪的定罪与量刑具有关键的作用,立法上规定了“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特别严重情节”及“有下列情形之一”几种情形作为定罪及量刑情节。因此正确的认定盗窃数额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一个小的方面来谈一下对盗窃数额的认定。     

犯罪构成的定量因素论纲

犯罪构成的定量因素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定量因素的类型包括数额、情节以及目的犯的目的.以犯罪构成的定量因索为标准,可以将基本犯的既遂形态分为数额犯、目的犯和情节犯.     

挪用资金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1997年刑法新增加了挪用资金罪的罪名。司法实务和理论界对于私营企业主能否构成挪用资金罪,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资金行为如何认定,挪用资金罪的数额计算,以及挪用资金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等问题,都存有较大争议。弄清这些问题,可为正确适用法律提供帮助。     

论保险法中“伞状”因果关系下“原因力”规则的适用

传统保险法运用“近因”理论对一因一果及“链状”因果关系探讨较多,其本质是寻找“有效的和居支配地位的原因”.但实践中往往存在“多项近因”,因果关系呈“伞状”特征.对于“伞状”因果关系下的保险责任问题,借鉴“原因力”规则是一种新的路径.具体适用时需根据原因力大小,将“伞状”因果关系细分为“复合原因”、“并存原因”和“混合原因”,再按照“绝对比例”规则,并与举证责任分配相结合,来解决是否赔付及赔付范围问题.     

从既遂标准的层次性理论看加重犯的既遂问题

在同一犯罪的犯罪构成存在层次性变化的情况下,同一犯罪的既遂标准相应地存在层次性差异,而不可能具有唯一性。相对于基本犯的构成要件而言,加重犯的构成要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由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数额加重犯、情节加重犯以及包容加重犯之间所存在的构成要件的层次性差异所决定,对这四种加重犯和基本犯的既遂标准应予以区别对待。加重犯在内部结构上由基本犯和加重因素两部分组成;脱离任何一部分对加重犯的既遂问题进行讨论,都是不合时宜的做法。加重犯既遂的判断标准是：基本犯的构成要件的齐备加加重因素的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