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权利规范的结构及其推理方式

对宪法权利的理解、解释和落实必然遇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宪法权利能否因其他宪法上的利益、公共政策以及与之相冲突的权利而受到限制。从规范法学的观点来看，宪法权利具有一种复杂的结构，既内含排他性层次，又内含权衡的层次。因此，宪法权利推理呈现一种衡量与不衡量结合的双阶结构。宪法权利之作为权利，是一种对公共权威作出某种行为时所依凭的理由的限制。对某些政府行为的理由，宪法权利能将其坚决排除出去，而对另一些政府行为的理由，包括为了公共利益，则需要和权利仔细加以权衡而做出取舍。这样的宪法权利规范及其推理体现的是一种理性的、民主的政治慎思机制。     

刑法适用中类比推理的系统检视——对“禁止类推”命题的反思

谈及类推,刑法学界普遍认可＂禁止类推＂这一原则。实际上＂禁止类推＂这一命题过于笼统和模糊,以至于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刑法权威学者对该命题持保留态度。刑法适用过程中的＂类推＂具有两种面相——作为漏洞填补方法的类推适用和作为法律适用基本方法的类推思维,前者应被刑法禁止,而后者却是刑法适用中无法禁止的推理方法。这两种类推之间的区别,实质上就是一种＂度＂的把握,而将＂度＂界定为刑法规范目的指导下的犯罪类型更具有操作性。另外,既然刑法中两面性的类比推理足以囊括刑法适用中的全部类推,那么摒弃＂类推解释＂这一充满争议的概念更为合理。     

刑法适用中扩张解释的方法及其界限——兼论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之区分

刑法适用过程系具体化法律和抽象化案件事实的过程,法官应对存有疑义之条款进行解释。扩张解释系刑法解释之结果,在对刑法条款进行扩张解释过程中,应明确所运用的各种解释方法及其所遵循的步骤。德、日的典型判例及我国实践都存在正确和误用扩张解释现象,应正确运用刑法解释方法,明确扩张解释的界限,准确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法官在个案中无法运用扩张解释时,立法机关应当通过及时修订法律的方式填补法律漏洞。     

一个科学合理解释的质疑——评两高网络谣言司法解释

从文理解释上看,将网络场所解释为公共场所有过度诠释之嫌;从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形式区别上看,还无法理清二者的差异,需借助解释目标和解释限度的考察;以类比推理的方式行类推适用的实质值得警惕;在刑法立场上,应重视保障机能,采人本主义刑法观,反对工具主义刑法观。     

司法三段论内、外部推理网络研究

司法三段论基本思维模式表现为法律适用、事实认定和裁判结论。大前提是法律规范而不仅仅是逻辑命题,力图通过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建立通道,法律规范、法律事实、推理主体需要对众多法律理由进行权衡与抉择。需要对逻辑三段论进行重构,常处于一个由内部推理与外部推理织就的复杂网络中,由内部正当性证成与外部正当性前提构成,在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建立具体、有效的推导关系。     

刑事诉讼法上的类推解释

类推解释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上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刑法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原则上禁止类推解释,尤其是相似条文之间的类推解释;只有在有利于被告的前提下,才允许事实比较意义上的类推解释。但在刑事诉讼法上,即使承认程序法定原则,也只是禁止扩张国家权力的类推解释,而不应禁止保障国民权利的类推解释。     

裁判上之类比推论辨析

裁判上类比推论的妥当性,取决于裁判者对类比点的选择,以及如何确定被比较个案的特征。与一般类比不同的是,裁判者必须考察法规范所隐含的价值判断,运用评价才能展开法律上的类推。因此,虽然类推适用具有逻辑推论的形式,但其实质是一种可辩驳的论辩性论证。类比推论的关节和难点,是规范事实和个案事实之间的"相似性"判断,这需要裁判者观照构成要件理论和类型理论,综合各种与类推相关的司法技术,在规范与事实、方法与结果之间寻求一种反思性平衡。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Revisited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a theory of law and a theory of legal reasoning. Starting from a close reading of Chapter VII of H. L. A. Hart's The Concept of Law, it claims that a theory of law like Hart's requires a particular theory of legal reasoning, or at least a theory of legal reasoning with som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It then goes on to say that any theory of legal reasoning that satisfies those requirements is highly implausible, and tries to show that this is the reason why not only Hart, but also writers like Neil MacCormick and Joseph Raz have failed to offer a theory of legal reasoning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legal positivism as a theory of law. They have faced a choice between an explanation of legal reasoning tha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core of legal positivism or else strangely sceptical, insofar as it severs the link between general rules and particular decisions that purport to apply them.     

论题学:修辞学抑或辩证法?

"论题学"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论题"是辩证式论辩双方就某个辩证的命题或问题进行论证时,借助四种述语所寻找的论点、事例或资料之所在地或储存的位置。无论如何,不能将"辩证论题学"(《论题篇》中的论题学)与"修辞论题学"(《修辞学》中的论题学)混为一谈。西塞罗的《论题术》属于一定程度上含有杂糅性质的逻辑成分的(法律)修辞学著作,属"修辞论题学"的范畴,而且,正因为西塞罗的《论题术》部分地尝试将论题学技术应用在罗马法的论证之中,我们也可以将它看作是一本"应用论题学"或"实用论题学"的作品。     

法律推理研究之述评——一个中西比较的视角

法律推理研究热潮的出现,说明我国法学研究已由注重对法律适用客体的本身研究转向法律适用主体的思维研究。但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推理研究存在诸多明显不足。因此我国学者要吸纳和借鉴了国外法律推理研究的先进理论,形成了自己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以致服务于法制现代化,实现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