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

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对于不同的世界观而言都是中性的,是认识世界所不可或缺的手段。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或者不平等的,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辩证法的繁荣与发展是形式逻辑形成的基础和前提,形式逻辑是辩证法正确性的保证,形式逻辑的确立对辩证法的持续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     

论侦查实践中的合情推理

合情推理是将知识或经验概括简约化的过程，涉及知识增殖、评价能力和职业经历。合情推理模式是或然性的，通过寻找证据、特征扩展与归宿选择等方法，确定解释多样性与合理性。事物层次具有多样性，建构合情推理，需对该体系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找出相互间的异同，在时间过程、空间变换和人物层次之间进行综合考量，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关于犯罪的性质、动机、过程、手段、嫌疑人特征的合情推理体系。     

法律推理的客观性及其实现条件

20世纪西方法理学经历了从法律确定性向法律不确定性的转向，以“唯一正确答案”为核心的法律确定性难以成立。然而，这并不会影响法律确定性所追求的限制权力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恰当阐释的法律客观性观念可以作为法治的基石。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适当的法律推理思维方法、成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三者的共同作用将为法律推理的客观性的实现提供保障。     

西方司法证明科学的新发展

本文对西方当代司法证明科学领域几项突出的新发展作了介绍和评析:运用贝叶斯定理对事实判定者的认知过程加以量化;适用似真推理弥补传统形式逻辑推理的不足;建立相应的似真推理平台——对话理论;将信息科学引入证明过程。这些新发展突破了传统司法证明理论的瓶颈,为司法证明科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辩证推理中的大前提的选择——语用学的视角

辩证推理是在大前提不明确或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借助辩证思维寻找或选择最佳的大前提以解决法律问题所进行的推理。辩证推理不是没有前提的推理，只是这大前提不像形式推理那样由制定法明确地规定，而是法官以价值判断基于特定语境的案件事实审视和选择出来的，法官对大前提的选择具有语用学的性质。     

论司法证明中的推定

推定是司法证明的重要方法之一,其与推理和推论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推定分为立法推定与司法推定;可反驳的推定与不可反驳的推定等种类.     

一个结合时态的法律规范推理系统TDWL’0

义务冲突问题的存在，使法律规范推理的应用功能受到限制，让其成为规范逻辑研究中必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义务的具体语境进行分析，提出结合义务的时态因素建立法律规范推理系统TDWL’0的新主张，这不但可以有效处理义务冲突问题，并且有利于增强规范逻辑在法律实践领域中的应用价值。     

试论法医轻、重伤鉴定的分析论证

根据鉴定结论的法律属性。就法医轻、重伤鉴定的分析论证进行探讨，提出其分析论证至少应包括损伤事实的认定、因果关系的判断和“标准”条款的适用三个部分的内容，同时就各部分所应遵循的原则进行论述，使这类鉴定真正达到以损伤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标准”为准绳的目的。     

法律方法论体系的“逻辑”问题

法律方法论体系属于实用法学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对其进行研究是建构法律方法论学科的逻辑基础。从司法的视角看，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价值衡量、法律推理以及支持这些方法的诸多法学原理构成了法律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与过去建构在法律原理分析基础的法律运用有很多的区别，是一种开放性的法律方法体系，更能体现法律方法的艺术性。     

Do a Law’s Policy Implications Affect Beliefs About Its Constitutionality? An Experimental Test

Although a substantial empirical literature has found associations between judges'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their judicial decisions,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preferences and constitutional reasoning remains unclear. In this experimental study, law students were asked to determin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a hypothetical law, where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law were manipulated while holding all legal evidence constant. The data indicate that, even with an incentive to select the ruling best supported by the legal evidence, liberal participants were more likely to overturn laws that decreased taxes than laws that increased taxes. The opposite pattern held for conservatives. The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even those participants who believed their policy preferences had no influence on their constitutional dec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