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推理在案件侦查中的运用

归纳推理在案件侦查中被广泛应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概括犯罪事实情况,根据事实材料、推测犯罪过程,进行并案归纳推理。运用归纳推理要注意的问题是:在运用完全归纳推理时,要考察一类事物的全部对象,不能有遗漏;在对条件材料进行归纳时,要判定事实材料与整个犯罪事件有无因果联系,要分析个别材料之间的因果联系,以便把零散的事实材料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图形推理研究

对于人类的智能而言,抽象推理和形象推理缺一不可,而图形推理是形象推理非常重要的形式。积极、深入地开展图形推理规律的研究,对于揭示人类智能的本质、进一步开发人类的智力潜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图形推理是以推理为主、其他思维方式为辅的综合性思维过程;图形推理的有效性既考虑图形在空间形式结构上的联系,又考虑图形与图形之间内容上的联系;图形推理的结论有些是确定的,有些是不确定的,图形推理培养的是发散型思维。图形推理可以分为必然型和或然型、确定型和不确定型、直指型和意谓型、平面型和立体型等多种不同的推理形式。图形推理具有重要的创新功能。     

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司法化研究——以刑法解释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应当是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自由,是入罪禁止机能和出罪解释机能的统一。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向表述方式堵塞了去罪化的路径,应当修改为消极的表述形式。刑法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罪刑法定要求以严格解释和可预测原则作为刑法解释的限度。为了真正实现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刑法解释需要树立新的刑法理念;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立法解释并对刑事司法解释进行完善。     

罪刑法定视野下刑法扩张解释的"度"——以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为视角

刑法扩张解释的"度"如何去判断,关键是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问题。对于如何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刑法理论上提出了各种标准,如内容说、思维方式说、可能文义说、核心属性说,这些标准在实践中难以经得起检验。采取单一标准对二者进行区分是不具可行性的,语词的特点、事实的多样、社会的变化、主体的差异等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我们必须从动态的、综合的观点去看待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的区分。以刑法文本为依据,以事物的本质属性为主线,以国民预测可能性为限定,强调法官的"良心"在解释中的作用,并辅之以程序上的限制,具体分析、综合判断,这是我们对待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应有的态度。     

墨子法哲学体系发微

先秦思想研究迄今未曾揭示墨子学术中法哲学体系。讨论显示，墨子法哲学体系基础是其知识论，其工巧表现在逻辑形式上的数学分析。定义系统是其审案功能的保障。     

中国古代判词的伦理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

判词是古代司法官员审理案件的具结文书。中国古代判词融情、理、法于一体,运用情感和道德的说理艺术,具有明显的伦理化色彩,但其注重寻求个案的实质正义和宣教意义,不失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份值得珍惜的遗产。重新认识和评价古代判词的内在精神实质及其效用,有利于革除我国现行司法判决文书刻板化、程式化的弊端,推动司法文化的改革和进步。     

法律中的可辩驳推理

法律中的可辩驳推理是法律方法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可辩驳推理作为一种独立的推理模式而在各个领域发生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论的支持:其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其二,人工智能研究的深入;其三,单一性法律推理向非单一性法律推理的转向。法律中的可辩驳推理可以分为三个维度:推定的可辩驳性;过程的可辩驳性和理论的可辩驳性。可辩驳推理对法律方法、法律论证与民主法治等重大的法律理论问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何刻画法律推理中的事实与规范

法律推理过程包含着权力与利益、应然与实然、确定性与妥当性、客观解释与主观解释等矛盾,法律推理促动法律规范由普遍规则到个案规则适用,法律推理涉及法律事实认定、法律规范识别、法律价值追寻,涉及推理主体关于知识论与实践理性的思考,法律推理的重心由立法领域到司法领域、由法律本体论到方法论、由法律移植到制度理性整合、由宏观论证到微观分析的转向。法律推理呈现内部逻辑强制与外部言说理性互动的特征,已经由法律文本所体现的规范层面转向法律施行的实践层面,形成事实与价值、事实与规范的交互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