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之中的逻辑

法律能否或如何运用逻辑来对事实进行把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推理、推定和拟制的运用即是从不同程度上对逻辑在静态的规范意义上运用的清晰的反映。其具体表现形式在推理中表现为事实分类,在推定中为事实性规则的确立,在拟制中则是规则的变动。在这些具体的运用活动中,规则虽然始终保持着一种名义上的规范性,但其内容却已有了很大程度的不同。     

论刑事警察的逻辑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即反映客观对象的方式,是指概念、判断、推理。刑事警察在长期的职业训练中,养成了他们专门的逻辑思维方式。掌握这些逻辑思维方式对于正确开展侦查工作,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以及推定犯罪情节和过程,提高破案率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法治思维引导下的法律方法论研究——2013年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报告

2013年度,国内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呈现出与司法实践更加紧密联系的态势,强调以法治思维作为引领法律方法论的指导思想。这一特点使得法律方法论研究同时也具有更加宏观的重要意义。个案研究也成为本年度中法律方法论学者更加关注的领域,无论是法律方法论的基础理论还是部门法方法论,都是如此。这说明国内法律方法论的研究走向更加深入和细致,对指导性案例的分析就是其中的典型。部门法方法论研究对教义学属性的强调成为比较突出的特点,这为部门法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米尔恩的人权论证范式与西方权利理论传统

西方传统的人权论证理论主要是遵循着古希腊以来的自然法理论传统,在这种论证范式下,人的权利与世界的终极性存在有着必然的联系,从而具备了超越性的价值。虽然这一理论的具体内容在西方思想史上时有变化,但是其由超越性的存在而确定应然的秩序进而确定的人的权利存在的合理性内容则基本没有变化。米尔恩所提出的人权论证范式则对此做出了较大的修正。他通过消解传统理论中作为类的人的概念以及在规范研究中加入一定的实证因素而弱化了权利的超越性价值。这样的一种研究进路也为人权论证的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刑法类推解释如何得以进行——刑法演绎推理中的类推解释

类推是重要的法学思维方法,罪刑法定允许类推解释,但是禁止作为法律漏洞填补方法的"类推适用"。类推解释以不法类型为指导,在三段论演绎推理的逻辑外壳下得以进行。类推解释的关键在于就问题案例与概念核心中的特例进行比较,衡量它们在语义、目的上的相同点的重要程度,作出等值评价或反对解释。类推解释有助于解决实践中争议很大的存疑案件。     

组织视角下的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

民诉法学界和实务界有关二审程序中的发回重审存在较大争议,该制度成为本次民诉法修改的重要议题之一。为了形成共识,对这一问题从法解释论的角度进行阐释解说尤为必要。为了限制发回重审裁量权的滥用,我国司法实践中采用程序细化与加强对审判的组织管理并行的策略。不过这种"程序"与"组织"的交织并不能真正抑制裁量权滥用,反而因剥夺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而损害审判的公信力。为调整二者的相互关系,应在审判管理的组织背景下保障审判程序的自主性,恢复当事人在程序运作中的结构性位置。     

刑法解释的立场是客观解释——基于会话含义理论的分析

司法者理解和解释法律的活动是其和法律文本进行对话的过程,语用学中的会话含义理论可以作为研究法律解释问题的分析工具。根据会话含义理论,立法者预料到并期待解释者会根据文本的语义结构、读者的心理图式、生活中的常规关系等解读出刑法文本的语用意义,司法者必然会根据语境因素对刑法文本的意义进行语用推理,解读出字面意义之外的隐含意义、形式意义之外的实质意义、语义意义之外的语用意义,并且在不同语境下解读出不同意义。刑法文本为语用推理划定了大致范围,语用推理实现了文本静态意义向动态意义的转化,因此刑法解释立场是并应该是客观解释。     

基于案例推理的刑侦决策支持系统应用研究

刑侦领域的专家其知识很多是描述性和经验性的,难以用数学模型进行精确描述,这给刑侦决策支持系统的构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利用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构建基于案例推理技术的刑侦决策支持系统,将刑侦工作中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问题进行简化,使得刑侦决策问题更直观和易于理解,从而为刑侦决策者提供支持和帮助。     

Initial evidence for the assimilation hypothesis

The assimilation hypothesis dictates that knowledge of prior evidence makes legal decision makers assign more weight to subsequent evidence. For example, the evidentiary power of a line-up identification is perceived to be stronger if the decision maker knows that the suspect has confessed, compared to when knowledge of the confession is absent. In three studies, the assimilation hypothesis was tested. As expected, knowledge of DNA-evidence inflated the estimated strength of subsequent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evidence (Study 1), and also inflated overall conviction and conviction rate (Study 2). A similar assimilation effect was found with knowledge of the suspect’s dangerous psychopathology (i.e. psychopathic and anti-social personality traits). Such knowledge inflated the estimated strength of fingerprint evidence. In conclusion, the assimilation effect is a threat to rational legal decision making in both lays (Study 2) and professional judges (Studies 1 and 3).     

论现代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

现代法律教育必同时是开发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怀,砥砺受教育者的伦理能力的过程。法律伦理包括法律制度赖以形成的内在的伦理结构和法律制度得以良好运行的外在的法律职业行为伦理两部分。法律伦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受教育者的伦理问题意识和提升受教育者的伦理推理能力与伦理选择能力。这一目的的实现有赖于法学教育理念的变革和教育方式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