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农民工医疗互助保障制度考察——温岭市非公企业医疗互助活动记实

浙江省温岭市在非公企业领域开展的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有效地缓解了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的认可，为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论ICSID仲裁庭对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发展——兼评AES Summit、AES-Tisza诉Hungary案

近年来,国际投资争端中的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在ICSID仲裁庭的实践中有了一定的发展。文章首先按时间顺序分阶段梳理该仲裁庭对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界定,随后结合最新的裁决实践,评价公平公正待遇标准要素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试图寻找仲裁庭对公平公正待遇标准要素的发展特征。在把握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内涵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我们应积极思考并研究我国及投资者的相应对策。     

反思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

进入强制医疗程序视野的都是涉嫌暴力犯罪的被追诉人,所以存在刑事追诉与强制医疗程序衔接的问题。对于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人,在审理方式和法律帮助方面,法律规定有待完善。建议设置不同类型的治疗措施,可以在妥善安置疑似精神病人的同时,加大强制医疗程序对维护社会秩序的力度;增加鉴定意见的内容,以便提前异议。     

强制医疗程序司法运作中的问题与完善——以检察监督权的有效行使为视角

我国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性质上属于刑事司法程序,兼具治疗精神病和防卫社会的目的,奉行入院中心主义。强制医疗在司法运作中仍存在启动程序不规范、适用标准不明确、检察监督不到位、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检察院应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对强制医疗启动程序、审查程序和审查标准、执行程序的监督,实现强制医疗公正、效率、安全和人道的制度价值。     

司法改革“上海方案”中法官职业化的探索

本文希望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对法官职业化进展进行分析梳理,指出问题,找到对策。文中以司法改革“上海方案”为分析对象,该改革方案中针对法官职业化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值得称赞,但也存在一些诸如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可行性,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科学性,职业化制度保障缺失性,“上海方案”的可复制性等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加上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希望对存在的问题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解答。     

重特大交通事故网络舆情的应对

在网络时代背景下,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重特大交通事故时,由于未来得及在思想、政策以及方式上做出相应改变,藉由网络的力量,使得一些重特大交通事故演变成全国,甚至国际关注的事件。重特大交通事故网络舆情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制度性原因和工具性原因,因而应有相对应的临时处理措施和工具性处理措施。临时性处理措施的本质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个案正义;而工具性处理措施的核心是在了解其演变逻辑的基础上,注重网络舆情的搜集与调查,完善政府网络发言人制度以及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虚假诉讼的模型化识别及防范治理——基于诉讼结构的视角

民事诉讼领域里虚假诉讼所涉及的诉讼结构主体,包括原被告、审判方以及关联方:监督方、律师、受害第三者。虚假诉讼原告的直接目的是取得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或调解书,最终目的是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虚假诉讼标的基本表现为财产权纠纷;虚假诉讼缺乏真实意义上的诉讼理由。虚假诉讼内涵的七大识别点,显露于构筑其模型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中。防范与治理虚假诉讼,要通过立法与制度,规范诉讼主体、审判方和律师,加强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的监督,健全对受害第三者的救济。     

刑事强制医疗的对象界定与程序完善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程序规制,但在强制医疗对象范围上依然需要与其他部门法做好衔接,在一些具体程序规定上还有待进一步修正.刑事强制医疗属于实现社会防卫的保安处分措施.要实现这一法律功能,并兼顾人权保障的立法任务,需要合理界定强制医疗的对象范围,依据正当性标准完善其程序规定.     

医疗卫生信息化法治建设研究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的纵深发展,在临床管理信息系统和远程医疗的应用正逐渐成熟而趋于智能化进程的同时,网络安全隐患、信息外泄、违法谋利及违背医学伦理和医德等问题,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患者满意度和信任度,有损于在广大就医者群体才树立起的我国现代高科技医疗信息化的整体形象。因此有必要加强卫生信息化的网络安全监控,重点研究和完善国家和地方相关的卫生信息化法治建设,依法有效防范远程会诊信息被非法读取的风险;依法遏制为本医药机构谋取不当利益而外泄的信息数据;依法取缔发布虚假、带有欺诈性的医疗电子网络信息、医学图像的广告等非法行为,从而使医疗卫生信息化系统工程的建设朝着更为完善、健康和高速的方向发展。     

职务犯罪的心理防治

反腐教育需要入心入脑,法制教育要重纠正认知偏差,警示教育要重调适不良心理,形势教育要重辨析错误观念。预防犯罪需要打击为先,可以从提高刑事追诉力度、完善腐败制裁体系、平衡刑事制裁等方面提高打击效果。控制犯罪需要提早干预,可以尝试诱因免疫、权力监督、条件控制、心理干预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