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抽象行政行为与普遍性行政措施

行政机关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均属于行政立法行为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这类行为称为普遍性行政措施。作为法律实践策略,可以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定义为行政立法行为,从而将其排除出抽象行政行为范畴。     

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的行政作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为改变日益严重的工农业、城乡、区域之间发展失衡的状况，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发起了“新村运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韩国政府的行政作为主要体现在：改革机构，调整支农政策，提供财政援助，发挥农协的作用，实施新村教育以及建立监查制度。借鉴韩国政府推进新村运动过程中的有益做法，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执行异议之诉与破产程序衔接法律问题研究

被执行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正在审理的执行异议之诉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因受相关立法对执行异议之诉与破产程序衔接缺乏具体规定、法院裁判理念及管辖存在争议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不同法院的裁判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破产程序的启动并不必然导致执行程序的终结;另一方面,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对界定债务人财产范围具有证明效力,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并不因破产程序启动而必然终止。在加强与破产案件审判协调的基础上,应根据破产程序所处不同阶段、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执行异议之诉起诉主体等因素,对执行异议之诉予以分别处理。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之探讨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悬而不决,使民事检察工作长期以来总是处于尴尬的境地。因此,如何确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成为民事检察监督研究的重点问题,这一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立法及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新社会运动中的志愿行动

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对国际社会未来的政治走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股全球化的新社会运动浪潮中,非营利组织的志愿服务行动无疑是发挥主导作用的.文章从新社会运动产生与形成的社会历程,新社会运动产生的客现背景,全球环保绿色志愿运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分析.     

论刑法中不作为之行为性

不作为具有自然的和法律上的不同内涵,对二者的正确辨析是解释其行为性的基础。然而当前各行为理论对不作为之行为性的阐释皆有缺失。跳出传统存在论的窠臼,从社会规范和法价值的角度评价,刑法中的不作为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违反法规范的行为,体现的是行为人的目的和主体人格。     

论保安处分中国化——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分析视角

刑事政策可以说是保安处分的立论核心,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视野下,我国的刑罚结构必须进行改革.保安处分中国化是改善我国刑法结构体系,发挥刑罚的最大功能的题中之意.文章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保安处分中国化的可能性意义进行探讨.     

农业市场转型中的组织化困局——从象征资本视角考察农业组织化行动的自主性空间

目前，农业市场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以往经济理论难以完整解释的问题。这些都要求我们在理论视角上进行创新。从象征资本的角度，即对在转型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象征权力运作的各种技术与机制进行考察和分析就是这样一种新的尝试。尽管象征权力技术在任何社会、任何领域中都可能存在，但由于受到中国特殊的历史基础的影响，我国农业领域的象征权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有其独特性，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支配效应，给农业市场化带来了西方经验未曾预料到的问题。基于计划体制的剩余——农村的弱积累和弱公民社会以及国家保留对相当大一部分社会资源的控制权，国家成功地在农民的市场性自主性空间之外架构起了一个与之相抗衡的制度性自主性空间，这个“意外”空间通过将能人吸引到集权关系体系中来而完成了对他们的控制，进而以他们为中介控制了乡村社会。     

Malaysia's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global economy: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accommodation

Abstract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monly must deal not only with issu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with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a multi‐ethnic population. Most analyses of ethnic programs, however, focus on the domestic political economy and fail to appreciate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factors. In this essay, I note that Malaysia's New Economic Policy (NEP) and its successors have been affected not only by the domestic ethnic situation but also by the global economy. Furthermore, I argue that current international pressures and constraints have forced a re‐evaluation of the NEP in the past decade. While a concern for ethnic factors is by no means absent from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today, ethnic concerns are now overshadowed by the real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the government's realization that ethnic accommodation can only be successful within the confines of an outward‐looking, expanding economy.     

关于委托调解的适用范围之探讨

现行立法对委托调解的适用范围没有明确规定,这不仅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操作的混乱,也影响了该制度的功能发挥。为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谐而高效运行,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委托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与自身特质从程序范围、案件范围、时间范围三个方面来规范委托调解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