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救济 途径行使程序之完善

2015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并规定就行政协议有关问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举表明行政协议已经在实践中得到普遍运用,需要法律加以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完善,但由于我国强行政权的历史传统,立法上的重点过于偏向对协议相对人的保护,而对于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规定甚少。201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解决,其通过赋予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作为满足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下的救济途径,这一救济途径与行政协议中相对人享有的救济途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有效保证了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相对平等,但仍有必要完善行政机关主体司法救济权利的程序规定。     

提高检察机关普法的实效性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并推行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对深入推进普法工作、强化全民法治理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层检察院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主体,也应积极转变理念,从实践入手,加强普法的实效性研究,参与到全民普法的实践中来。     

公安机关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的措施

公安机关为了更好地实现对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的安全监督管理的职能,有效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应通过地方立法,对涉爆企业在民爆物品的供给、运输、需求等方面实行信息验证、公示制度。通过信息公示,增强企业涉爆行为的公开性、透明化,以预防企业从事违反危险物品管理的活动,压缩非法涉爆企业的生存空间,防止民用爆炸物品被非法爆破行为利用。     

论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说服艺术

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公安机关在处置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运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手段.群体性事件处置中说服的条件是事件态势处于相对控制之下,说服的原则主要有平等性原则、针对性原则、可信性原则和感染性原则.说服方法有标签效应法、"自己人"效应法、亲情效应法和威信效应法等.     

论特定物与不特定物、代替物与不代替物及相关法律问题

特定物与不特定物、代替物 (种类物 )与不代替物是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物进行的分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 ,不代替物一定是特定物 ,而代替物则既可以是特定物 ,也可以是不特定物。     

Traveling AI-essentialism and national AI strategies: A comparison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France

In this paper, I investigate what common discourses National AI Strategies (NAISs) share and how they have unfolded differently in diverging national contexts. For this purpose, I compare the South Korean and French cases by relying on the notions of sociotechnical imaginary and future essentialism. I analyze (1) the emergence of the common discourses, which I call AI-essentialism, over the past decade; (2) the development of imaginaries around IT in Korea and Fr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amel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alism and the American challenge, respectively; and (3)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raveling AI-essentialism and nationally embedded imaginaries of IT into each country's NAISs.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1) AI-essentialism incorporated discursive strategies, enabling political and industrial leaders to naturalize AI development, hence justifying increased investments in the field; (2) two countries' imaginaries of IT diverged due to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throughou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3) while two countries' NAISs share AI-essentialism's discursive instruments, their specific measures and unfolding have varied in relation to each case's existing imaginaries of IT.     

行政复议在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中的创新

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解决要以现有法律资源为根本途径。而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最适于解决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就是行政复议。但现行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行政复议却不被农民所看好,因为其存在的缺陷使得它不能很好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这些缺陷包括：对行政复议的定性错误,规定复议机关可以成为被告,复议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等。为此,应对现行行政复议法进行修改或在土地管理法中对行政复议作出特别规定,使得复议机关在作出改变土地征收行为的复议决定、农民向法院起诉时,被告仍然是原决定征收的机关而不是复议机关。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嬗变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面临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革命成果的重大刺激和影响。中国的司法权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亟需建构新的理想图景。在法律适用与事实认定上,人工智能将相关关系的思维方式引入裁判决策,通过大数据库实现“同案同判”,并导致司法权从被动行使到主动出场。在司法的公正价值与效率追求上,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带来司法成本的锐减、司法效率的指数级提升、司法公正的重新审视以及裁判主体的智能化建构。在司法的制度规制与技术约束上,信息技术的硬约束将代替司法制度的软规范,可以运用区块链技术升级证人保护制度以及尝试建构审前风险评估制度。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创造还是破坏？

近年来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但其对就业不仅会产生创造效应,也会产生破坏效应。研究利用200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索在智能物质资本投入影响下不同地区和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需求变化,分析人工智能通过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和作用方向。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影响方向不同,存在“两极化”趋势;产业结构升级将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人工智能对就业“两极化”发展的影响;人工智能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有差异性影响。研究建议,应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社会福利,以应对人工智能的破坏效应,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稳定。     

全球安全治理视域下的自主武器军备控制

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进展,不断智能化的自主武器日益显现出伦理和安全风险,使得限制或禁止自主武器成为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新兴议题。相比其他军控对象,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在过去几年中获得较快推进,其中《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已决定设立政府专家组专门探讨自主武器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概念、伦理和安全争议,旨在通过这种梳理更好地理解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发展的动因,并对这一进程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当前,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主要动因集中在道德层面,特别是让机器自主决策杀伤引发的伦理忧虑。而从安全层面看,自主武器蕴涵的安全风险在其他新兴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而发展和使用自主武器带来的战略红利依然显著,这使得主要国家推动自主武器军控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权力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博弈下,自主武器军控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难以形成实质性成果,稍有可能的是通过“软法”等非约束性方式塑造一定的国际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确保战略利益的同时营造有利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