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界定的主体选择与立法模式

个人本位取代社会本位的趋势并不能否定公共利益的本意;宪政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制约可以通过在宪法中对公共利益进行抽象界定实现;地方立法机关有权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但不能与全国人大的界定相冲突。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模式选择,应采取由宪法进行原则性界定,由涉及公共利益的各法律文件进行具体界定的立法模式。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不作规定,而由有关单行法律作出规定的做法是不可行的;立法技术的不成熟不能成为立法机关逃避立法义务的理由;在私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中界定公共利益是不得不为之举。     

香港特区基本法第23条的法理分析

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未使用“授权”的语词,但属于授权条款,特别授权香港特区自行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香港特区第23条立法属于特别授权立法,中央监督特区立法的过程及其实施,香港特区第23条立法应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核心原则,明晰特区居民的权利界限,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对第23条立法负责,应主导第23条立法。     

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我国法人制度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理念,决定了民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制度生成。民法的理念决定了民法理论体系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私法中所坚持的是个人主义立场,因此决定了个体主义方法论是民法的基本研究方法。自然人与法人是最重要的民事主体类型,是民事主体制度的重要内容。法人是一个组织,但其行为需要由法人机关实施,因此如何合理设计法人法律制度,促使法人内部团体意志有效形成并通过法人机关实现,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参与法律交往,实现法人的利益,同时能够有效约束法人机关,防止其利用代表权谋取私利损害法人的利益,对促进民法体系的完善与成熟,意义重大。本文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视角对我国《民法通则》中有关法人人格、法人分类、法人机关等法律制度进行评析并提出完善建议。     

法律论证中的权威与正确性——兼论我国指导性案例的效力

法律论证既需要运用权威理由,也需要运用实质理由来证立法律命题。法律渊源是最重要的权威理由,它通过说明法律命题之来源的方式来证明后者的初步有效性。制定法与先例构成了法律论证之权威性框架的主要部分,制定法属于规范权威,而先例属于事实权威,它们在司法裁判中一般只需被指明。同时,法律论证的正确性宣称决定了法律论证也必须运用有效的实质理由,即对法律命题内容的正确性进行证立。这种论证既可以是法律体系内的论证,也可以是超越体系的论证。法律论证旨在于平衡权威与正确性,其中权威论证具有初步的优先性但并非不可推翻,权威性的强度与相关正确性论证的负担成正比。以此来分析,我国的指导性案例介于规范权威与事实权威之间,它的效力是一种"准制度拘束力"。     

捍卫的代价——臧克家与当代文学权威话语

“第一次文代会”不容置疑地确立了毛泽东文学思想在新中国文学中的权威地位,并让入明显感受到解放区的文学权威话语对来自国统区作家的压力。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促使“出身”于国统区的臧克家选择了积极认同根据权威文学话语建构的当代文学规范,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革命功利主义美学的观念,重绘了中国新诗史的政治地图,加入了崇奉文化领导权的行列。感恩心理是他笃信革命伦理,坚决捍卫革命文学规范的动力源之一。     

论遏制我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制度建设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制度冲突、制度缺失和制度执行失范等现象普遍存在,为特殊利益集团的衍生提供了可乘之机。特殊利益集团掠夺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引发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激化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的本质和根源是制度矛盾。因此,必须通过加强制度创新建设来有效遏制特殊利益集团。     

网络社会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

网络社会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也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带来深层次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网络社会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民众价值观念的多样化,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弱化;网络政治参与的＂膨胀＂易引发民众对现行政治体系的认同危机;网络在加大监督的同时也消蚀着党的形象和威信。要在网络社会中维护和提升党的政治权威需要做到：规范网络秩序,营造网络自律环境;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和网上理论阵地建设;畅通网络民意渠道,尊重民意;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     

社会转型期高校师生关系的嬗变及其和谐发展

高校师生关系承载着大学的精神与文化,它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受到不同社会发展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深层影响。在社会转型期,随着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变化,高校师生关系积淀的深厚传统文化元素也发生着时代性嬗变;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成为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工作中的重要课题。     

The Negligence Standard: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

This contribution distinguishes two kinds of responsibility: the basic (or ‘metaphysical’) kind that we all inescapably have as functioning human beings; and the assignable (or ‘political’) kind that connects each of us with some particular tasks, and not with others. Having explored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nd in particular the role of law's authority in connection with each, the discussion turns to the negligence standard, especially but not only as it figures in tort law. Recently, several philosophers have attempted to find a role for the negligence standard in the metaphysics of basic responsibility. This contribution resists that development and stands up for the traditional lawyer's view that the negligence standard belongs to the pliable politics of assignable responsibility. Basic responsibility, it is argued, is fundamentally stri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