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犯罪死刑适用实证研究

在我国短时间内废除死刑并不现实,当务之急是规范死刑适用。抢劫犯罪的死刑主要适用于致人重伤、死亡的抢劫犯罪和其他情节极为恶劣的抢劫犯罪。在认定主要刑事责任人时应全面考察罪中、罪后、罪前等多方面情节。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一般只及一罪;"先杀后抢"、"先抢后杀"的宣告刑应基本一致;在抢劫犯罪中一般不存在被害人有过错的情形;"赔偿免死"的前提是犯罪分子真诚悔罪。酌定从宽情节的适用亟待规范。     

试谈检察权的设置和完善

在改革之期,检察权的设置与完善是极为关注的焦点。检察权的设置必须遵守:宪法原则,巩固政权、构建和谐社会原则,与时俱进、不断借鉴、适当充实和扩展原则。     

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探析──以证伪思维为视角

证伪思维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我国现行的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运用证实思维,忽视了排除案件疑点,应予以完善。移送审查起诉应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符合证伪思维的要求以及认识的模糊性原理和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为了保障"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施,在贯彻全面取证原则的前提下,应实行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立,在一定条件下,在侦查阶段扩大律师提前介入的范围。     

略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基本原则

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之中的根本指导思想或准则,是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本质与价值的交接点,对于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运作具有现实的意义,它也是克服土壤污染防治法成为成文法局限性的有效工具。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基本原则包括预防原则、可持续利用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与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说语言法

语言法是具有特殊性质的法律。语言法的价值追求包括效率与公平等内容,语言法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同一性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语言法的实施是主要包括示范、管理和监督的依法行政的过程。对语言法的探讨主要是从法理层面的探讨。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以股东中心主义为目标

对实践中的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进行详尽的对比,指出它们的理论基础分别是股东中心主义和利益相关者利益平衡主义,有其各自的经济、文化背景;对照我国新兴加转型的社会现实,主张我国公司治理应以股东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以此对新公司法的创新与不足进行评议。     

利益分配的国家调节——论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

国家调节是对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导致的利益分配失衡现象的救济与矫正,是国家介入利益分配领域后,对市场初次分配格局中存在的缺陷的补救,是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再分配。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其本质属性在于国家调节,是对利益进行的再分配。以利益分配与国家调节之间关系的探究为基础,对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内涵与意义加以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经济法的功能,并运用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分配机制互动与法律功能组合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分配和国家再分配是两种共同作用的分配机制。实现理想的分配目标,有赖于两种分配机制的互动及相关法律保障制度的功能组合。民商法和经济法在分配问题上具有功能组合的内在前提,并表现出功能自主和功能依赖。民商法是基础,我国特殊国情和当前社会矛盾焦点决定了经济法是分配法制系统的重心。     

论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的经济法调整——以北京市海淀区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为例

我国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的过程受国家公共权力部门的直接调节。目前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过程中存在着角色冲突、利益冲突和规范冲突三方面的问题。经济法作为利益资源和权利的再分配书,具有维权性和控权性特点。要实现对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的国家调节,并保证调整的结果具有公正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就亟需借助经济法的作用。     

论故意非真实意思表示

民法以确认和保护自由为己任,而其实现的手段是私法自治。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实现的工具,其基本要素意思表示在民法中的作用和位置便更为凸显。意思与表示有时不一致,而表意人故意为之便是其中的一种。在系统分析表意人故意使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各种形态及其在国外的立法例,并将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虚伪表示的规定与国外的相关规定相比较后,明确指出我国缺乏就游戏表示、心中保留和隐藏行为等行为类型做出相应规范,在通谋虚伪表示方面的规定也存在一定残缺。因此,就上述立法上的缺陷提出在将来的民法典中应如何进行完善的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