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历程和展望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同时也是同腐败作坚决斗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发展历程。我们党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制度建设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坚持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严惩腐败不放松,进一步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强化监督制约,加强思想文化教育,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杀人类案件犯罪嫌疑人基本特征的实证研究——以82名杀人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为分析样本

杀人类犯罪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对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着极大的危害。以往对杀人类犯罪的研究多在刑法学范围内进行定性分析和在侦查学范围内进行经验总结,缺乏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实证研究。通过对82名杀人类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调查,分析他们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口类型、籍贯、婚姻状况、前科、性格、犯罪意识和犯罪归因等方面展现出来的特征,期望这些研究结果能有助于研究者认识杀人类案件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并对侦查部门有的放矢的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发。     

当前警务改革现实问题与改革路径探究

当前,我国警务改革面临警力编制少,警力资源配置失衡,机关化倾向突出,警务机制运行不畅等现实问题。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扎实做好基层基础工作创新,着力破解＂警力不足＂的难题;推进管理机制创新,破解＂机制不畅＂难题;推进科学技术创新,挑战＂技术手段滞后＂难题;提高打防工作创新,破解＂形势考验＂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之探析

马克思主义要想中国化,就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90多年历程中,党不断需要解决的课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路径、新经验,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党的历史使命与现实要求。     

增强我国工会组织凝聚力研究——基于工会干部素质提升的视角

我国工会组织凝聚力的大小对工会能否担负起维护职工权益,参与社会管理等艰巨的社会职责至关重要。影响组织凝聚力的因素很多,其中人的要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工会干部素质影响着职工群众对工会组织的归属感、对工会工作的满意度以及对工会活动的参与度,是影响工会组织凝聚力的核心要素。工会干部除了具备党管干部的一般素质要求外,还应具备由于工会工作的特殊性而提出的一些特殊要求:一是特殊的政治地位要求工会干部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较强的统筹协调能力;二是光荣的历史使命要求工会干部必须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群众情怀;三是艰巨的社会责任要求工会干部必须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业务能力;四是为提高中国工会的国际地位、扩大中国工会的国际影响,要求工会干部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利益格局和劳动者队伍结构、思想状况、利益诉求、维权意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会必须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考核机制,加强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工会干部素质,努力打造一支知识型、专家型、活动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高素质工会干部队伍,进而提升工会组织的整体素质,增强其向心力和凝聚力,完成党和职工所赋予的神圣职责。     

多元治理格局下党的社会管理能力建设

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是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和党的建设新课题;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既是一个涉及到理念、内容、方式和手段等多方面的问题,又是一个将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思维模式不断调整,知识不断充实并逐步增强能力的过程;寓能力建设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创先争优活动和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之中是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的基本途径。     

从多维创新到体系整合：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维度的完善路径

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城市基层社会需要在自主治理、协作治理、引导治理和智慧治理这四种维度上进行创新。为形成完整的治理体系，应准确把握不同维度治理创新间的联系，通过划分主体职责、明确阶段重点、衔接整合维度三个方面逐步推进，进而在治理创新中形成合力，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     

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思维不可或缺,学习哲学,终身受用;注意把握领导工作中所面对的哲学基本观点;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领导工作和过程的方方面面。     

互联网时代下的言论自由及其限制

言论自由是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宪法所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互联网平台使言论自由获得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与表达渠道,虚拟的共同体成为其特殊载体和存在空间,隐秘性、多向性、迅捷性等成为其明显突出的特点。言论自由在凭借网络实现便利表达之时,过激言论和舆论暴力等现象借助网络空间不断地滋生蔓延,故有必要对网络言论加以法律限制。我国目前的法律对其调控重事后惩治轻事前预防,可操作性较低,应当把言论自由权细化和融入到实体法之中,用更多的实施细则强化对言论自由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