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主体及主体性

道德主体及主体性的深入探讨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构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体系的重要途径。当前,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主体性,完善、发展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净化党风,净化社会风气,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意识。在民族优秀道德基础上,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确立具有时代特色的邓小平道德范式。     

试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具有犯罪领域的行业性、犯罪主体的组织化、犯罪后果的严重性、犯罪手法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应从确立以证据为中心的侦查思维,加强经侦基础业务的建设,建立健全侦查协作制度、强化经侦技术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强侦查防范。     

牢牢把握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根本要义

生产力本质上是人们为生存发展而形成的整体力量,它本身始终隐含着为全社会所占有的内在要求和趋势。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一个具有多层结构的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规律理论,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关键的要义在于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根本在于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重要体现。     

论侦查学的基本问题

侦查主体与侦查客体关系问题是侦查学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存在的依据在于:侦查主体与侦查客体关系问题贯穿侦查学发展过程的始终,标志着侦查学的研究对象和侦查学理论的特珠性质,表现着侦查学理论的特有认识方式和侦查活动一般规律的问题;侦查学的基本问题被侦查活动历史所证明;侦查主体与侦查客体利益矛盾和冲突是构成侦查学基本问题的根本原因;侦查主体与侦查客体关系问题的解决,决定侦查活动其他问题的解决。     

论“基本法律”和“法律”的性质和地位——质疑《立法法》第7条、第8条

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均作了规定,但都没有明确界定两者的范围与界线,致使两者的立法权限和关系模糊,位阶不明确,这与法制统一原则相悖。本文通过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来源、性质、范围的分析和梳理,指出两者的立法权在性质和效力上的区别,由此说明“基本法律”与“法律”在性质、内容范围及其效力等级上是不同的,并指出《立法法》将两者混为一体所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     

关于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评析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与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相比，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与国外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相比，在内容和结构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它也存在缺陷，具体为确立标准不统一、体系不科学、内容有局限性。所以，需求在统一基本原则的标准、重新认识其内涵的基础上重构基本原则体系，进一步完善基本原则的内容。     

网上办案的基础理论

网上办案作为公安机关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自身业务整合的一个手段,目前已成为“三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作为一个新兴事物,限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理论上的争议。     

俄罗斯车臣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近年来,俄罗斯境内频繁发生车臣恐怖分子的袭击事件。究其原因有5方面:1.俄、车民族结怨很深且由来已久,这使得车臣族人很容易拿起武器,随时准备着用暴力证明自己的正确;2.冷战结束以后,一部分车臣人谋求政治独立,结果遭受俄军一再打击,受害者转而寻求以武力复仇;3.车臣地区社会贫困、经济文化发展落后,使得一些车臣人迫于生活压力从事恐怖活动;4.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不断向车臣地区渗透扩张,使部分车臣青年产生了驱逐甚至消灭俄罗斯异教徒的激进思想;5.包括穆斯林国家战斗人员、本·拉登“基地”组织和前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内的国际恐怖势力的公开支持以及某些国家的纵容立场,都对车臣恐怖分子起到了姑息养奸的作用。惟其如此,俄罗斯国内的恐怖主义问题不仅层出不穷,而且成了一个久治难愈的顽症。     

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从德国法看基本权保障义务

德国法上的基本权同时有“主观权利”和“客观规范”两重含义。客观规范即客观价值秩序,表示基本权是一种规范或者价值,各国家机关在履行职权时须遵守和贯彻即为基本权的保障义务。这一概念还与基本权第三者效力、法益平衡及制度性保障等密切关联。这种概念上的差异反衬出我国宪法基本权在理论上重规范轻权利,在实务上重保障轻救济的倾向,且保障也有很大不足与缺失。并且,客观价值秩序中的“价值”一词也提供了一种如何用“去哲学化”的法学方法去思考“价值”的法律含义的契机。     

论我国刑事和解的立法化

我国刑事和解立法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为便于司法机关统一适用刑事和解.防止刑事和解的随意性,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的适当位置分别就刑事和解的程序规则和实体处理进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