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没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分析

在对腐败犯罪所得没收程序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明确要求。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不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针对贪污罪、受贿罪,立法有必要确立没收犯罪所得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而是基于公平性和公共政策、举证便利性因素的合理选择。     

新形势下公安院校基层教工党组织建设探索

为了增强基层教工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充分发挥基层教工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教工、促进和谐的作用,详细分析了基层教工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并提炼出基层教工党组织建设好办法、好措施,以推动公安院校基层教工党组织建设深入发展。     

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结构分层初探

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观念系统，主要包括位于基础层次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列在中间层次的社会主义一般价值观和居于最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级的内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发轫于空想社会主义，集成于科学社会主义，突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般价值观源于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发展的需要，是特定时代场景下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理想和价值愿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需进一步凝练。探讨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结构分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前提。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有着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截然不同的理论和实践特征,主要表现为:突出建设的社会性、强调治理的公共性、关注需求的日常性、关涉布局的综合性。这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日益凸显出来的基本特征表征着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专业化和自主化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论法律选择中的替代条款——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

替代条款要求在案件与一国有更密切联系时,排除冲突规则对案件的适用,发挥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矫正功能。替代条款是法律选择的灵活性超越确定性的明证,是＂方法＂对＂规则＂的融合和革新,是英美法的自由裁量主义和大陆法的严格规则主义的较量。替代条款的盛行同样诠释了法的正义价值和安全价值之间博弈发展的古老命题,彰显了法律现实主义在冲突法领域的一度勃兴和鼎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合同领域没有采用我国已有立法和各国立法中的替代条款,实为一大憾事。     

人心改造:重塑国民性的基础工程——以民国时期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墨耶对话为逻辑起点

面对当下社会矛盾重重、国人道德底线一再下滑的现状,人心改造工程是未竟之业。本文考察三位民国时期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墨耶对话,他们主张墨耶之爱能够为当时社会提供改造人心的精神动力,并以此实现民族复兴之大业。今天重新研究这些身为基督徒的知识分子对墨耶的比较研究,对当下改造人心,改善社会不良风气有着积极意义:墨耶之爱的价值内涵不仅对普通人具有道德示范作用,更要求领袖人才先改造自我,以身作则。     

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展开

在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上,存在着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与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争。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字面的、形式的、逻辑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实质的、价值的、合目的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是对形式的刑法解释论的扬弃,它不仅与刑法规范的特点、结构、内容相一致,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且满足了我国刑事法治目标与罪刑法定原则兼具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的要求,适应了我国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体系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特点,具有优越的合理性。我国刑法应确立与贯彻实质的刑法解释论立场。     

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之检讨

十多年来我国法院民事上诉案件发回重审率的变化表明,发回重审的适用,除取决于法律制度本身外,还与司法政策、一审法官的素质等因素紧密相关。实践中我国二审法院存在着诸多发回重审的"潜理由",如提高年度结案率、规避审判责任追究、维持上下级法院之间良好关系等。对二审法院滥用发回重审进行制约的措施应包括,在立法上将发回重审的事由限定于法律问题,在审级功能正当化的基础上使上级法院更加尊重一审判决,并赋予发回重审裁定时二审法院的自缚效力。无害性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以及终局性原则,应当成为构建以保护当事人程序利益为中心的发回重审制度的基础。     

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探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东盟各国间互涉民事案件呈现增长趋势。现行的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要,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机制亟待完善。文章对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构建前提及协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析。     

对基层公安民警教育培训的思考

现在的公安民警教育培训机制落后,针对性不强,已经不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提高公安机关防控能力,并使每个民警真正做到“三懂”、“四会”,就必须改进创新现在的培训机制、培训模式、培训内容及培训理念,在理论、技术、解惑等诸多方面提高公安民警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