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道统法哲学立论基础应该为何——兼评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反思与建构》

当下中国处于转型期，法学／学术同样如此，不同思想此起彼伏，甚为壮观，新道统法哲学就属于此中的一环。新道统法哲学主要包道统思想的研究和传统社会秩序构成原理的研究。但当下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传统秩序构成原理作为新道统法哲学的理论基础是存在诸多疑问的，因此需要加以反思、批判和推进。     

陈云的宏观经济决策理论

陈云的宏观经济决策理论,是其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决策基础、出发点、根本原则、基本方法等,具有科学性和独创性。研究和探讨陈云的这一宝贵思想遗产,对今天我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减少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实现宏观经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加快推进具有贵州特点的新型工业化的基本思路

文章阐述了什么是具有贵州特点的新型工业化;提出了加快推进具有贵州特点的新型工业化的基本思路。强调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工业发展;着力发挥比较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科技领先、创新驱动,努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注重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始终立足于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性拷问

诚实信用原则素有民法＂帝王条款＂的美誉,其超然的地位已经深入人心。然而,在诚实信用原则的流变过程中,将其简单视为道德在法律中的固定化和另类表现形式的研究倾向特别值得注意。诚实信用原则不是道德法律化的简单体现,而是现代民法对近代民法极端相信个人智慧的修正,体现了其＂社会化＂的倾向。     

“绿色原则”视阈下预重整制度的功能性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绿色原则”的基础含义为环境保护,其深层表达为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绿色原则”既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表达了资源、资本的可持续利用。破产法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兼具市场出清和挽救再生的双重功能。其中预重整制度因其有效提高破产重整成功率,挽救债务企业于困境,是“绿色原则”在破产法中张力的重要体现。预重整制度一面可以通过简化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社会资源,另一面还可以延续债务人经验、商誉,避免浪费、最大化促进债务人可持续发展。     

论监护人侵权责任的承担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产生的赔偿责任由监护人承担，被监护人有财产的例外。因我国立法中没有责任能力的规定，没有区分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司法实践和理论上对监护人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亦有争议。监护人的侵权责任应当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一方面要保护被监护人，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受害人利益的平衡。家庭责任保险的引入和推广，能够有助于这一争议的解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只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我们就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所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葆青春与活力的源泉.     

医疗物品致人损害责任的举证制度研究

医疗物品致人损害责任是医疗损害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又具有产品责任的某些特点。对外．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致损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原则；而血液致损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对内。医疗机构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因此在无过错时有权向最终的责任主体追偿。医疗物品责任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归责原则，因此受损害方承担了证明医疗损害责任三个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而医疗产品生产商和医疗机构都可以通过举证《产品质量法》规定的法定情况的存在而免责，但医疗机构不得对“未投入流通”这一情况而免责．血液提供机构承担了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为了更好的平衡举证责任和举证能力．我国应该对与证据价值密切相关的两个制度证据保全和医疗鉴定予以完善。     

环境侵权归责原则之反思与重构——基于学说和实践的视角

归责原则是环境侵权制度的核心和关键,考察现行归责原则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学说上存在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之争,立法上面临《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抵牾,实践中不同类型案件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这三重悖论的根源,在于环境侵权未能依据环境学规律区分为拟制型污染侵权和实质型污染侵权,进而适用相应的归责原则:实质型污染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拟制型污染侵权适用过错推定责任,超标视为过错,在双方均无过错时,则以公平责任作为损失分担的原则。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免责事由、医疗机构实施过度医疗的责任以及患者知情权和隐私权的保护做出了更为明确和系统的规定,这在医疗损害赔偿立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于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