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onsidering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affairs: realist geopolitics,market liberalism and a politico-economic alternative

Account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affairs often present a divergence between geopolitical/realist and liberal market-based approache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is state of affairs reflects the (often implicit) legacies of realist and rationalist international thought in the study of energy affair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ntological hierarchies of analytical frameworks employed in different accounts of energy politics. Consequently, this article recommends a greater explicit attention to scientific ontological foundations in studies of energy relations and, in line with the calls of Keating et al. and Strange, suggests an approach based in the literature on I/GPE, which merg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ntological axioms, as most apposite for the study of energy affairs. Building on this framework, and giving particular examples from the context of Eurasian energy politics, this article then outlines a number of politico-economic heuristic models (structural diversity, territorial non-coincidence, milieu-shaping and market-authority bargains) that are particularly useful concepts in helping to explain the intricate interaction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relations.     

决策者到底如何归因?——一项基于美国外交档案的研究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浅析计算机犯罪取证与反取证

计算机犯罪取证主要围绕证据的获取和证据的分析。主要过程包括保护和勘查现场、获取物理数据、分析数据、追踪源头、提交结果等。计算机反取证就是删除或者隐藏入侵证据,使取证工作无效。反取证技术主要有数据擦除、数据隐藏等,数据擦除是最有效的反取证方法。从取证与反取证两方面分析计算机犯罪的特征,研究反取证技术的根源,可有效地保护国家信息网络安全,打击犯罪。     

浅谈交通警察正当执法权益的维护

交通警察日常执法活动是各级公安交通管理机关面向广大交通参与者最直接的执法行为,近几年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合法权益经常受侵害,有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自身原因,也有外部执法环境以及立法上的原因。维护交通警察正常的执法活动和合法权益,创建一个和谐的交通执法环境,要尽快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交通警察的教育培训机制;提高交通警察执法综合素质;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积极创造和谐的社会交通环境。     

对基层公安民警教育培训的思考

现在的公安民警教育培训机制落后,针对性不强,已经不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提高公安机关防控能力,并使每个民警真正做到“三懂”、“四会”,就必须改进创新现在的培训机制、培训模式、培训内容及培训理念,在理论、技术、解惑等诸多方面提高公安民警的素质。     

书写与歧视——"夜郎自大"现象与少数民族历史的异化

近年来,"夜郎自大"所体现的对于夜郎君主的误解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误解并非是偶然的,司马迁的历史记载以及成语贬义的形成,凝聚着深厚的传统的文化偏见,反映了在古代民族中心主义语境下,少数民族历史书写所遭受的一种普遍命运。     

欧洲新水政策及其对完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启示

欧盟新水政策建立了相互独立的水管理系统,把所有地表水都应纳入"良好生态状况"和"良好化学状况"的一般性保护中,注意运用综合方法、水价杠杆、广泛的公众参与等保护水环境.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在立法目的、公众参与、水环境管理体制等方面可以借鉴欧盟新水政策的经验加以完善.     

“红船精神”之时代价值论析

红船精神所蕴含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已经形成了一种永恒的文化品格。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阶段,红船精神具有不同的价值。新时代,红船精神的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红船精神是激发创新精神的思想源泉,是坚定理想信念的鲜明旗帜,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是激励奋进不息的生活态度的现实动力。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兼论反向国债作为扶贫济困新思路的可行性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扶贫济困工作未来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传统治理工具主要应对“绝对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及存在可识别的贫困表征的相对贫困问题,较难对“非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的相对贫困问题进行有效的识别与应对。以“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有效识别与应对为目标,国家应推出反向国债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济困的治理工具,以作为传统扶贫济困治理工具的补充,为相对贫困中的“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识别与治理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