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关系是社会最基本的利益关系,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中不可回避的矛盾。要使劳资关系在和谐的轨道上运行,就必须正视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并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平衡双方力量,规范双方行为,实现制度化的合作。为此,无论是工会,还是企业和政府,都应承担责任,积极作为。     

行政法哲学中的公共利益本位论

在公共利益本位论的立论过程中,行政主体被不恰当地直接等同于公共利益主体,而且存在着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问题,这些弱点使得该理论没有给个人利益与权利留下应有的空间.在倡导者为之提供的理论根据中,唯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关系是一个合理的、但却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论点.基于对这种利益一致关系及其有限性的具体分析,行政法中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以得到真正的说明.     

PPMs标准研究

环境污染很大程度上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PPMs标准就是对产品的加工和生产过程所制定的特定的环境标准。PPMs标准作为国际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又成为影响WTO规则下自由贸易的一种壁垒方式,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本文在对WTO法规内外PPMs标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PPMs标准需客观地看待的观点,并对我国应当采取的法律对策提出粗浅建议。     

刑事公益诉讼的价值分析与制度构建

刑事公益诉讼是不同于刑事公诉、自诉的一种独立的诉讼形式,在诉讼目的、提起主体、提起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在制度层面能够更新刑事诉讼民主理念、充实刑事诉讼法社会本位理念,在制度层面能够创生新的刑事诉讼起诉方式、创设监督国家公诉机关的新途径.从受案范围、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方式、条件、管辖与审理程序、举证责任分配以及激约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问题.     

从人格利益到人格要素——人格权法律关系客体之界定

在将人格视为人之根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权利客体理论矛盾的背景下,为了实现对人格的全面保护,我国学者采用了"人格利益"这一抽象概念作为人格权与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通过权利模式对于人格的保护,但是由于"人格利益"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对于人格理论的依赖性,人格利益作为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具有根本性的缺陷.无论从当代法学之哲理基础还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人格要素都是独立于法律上的主体的,因此人格要素作为人格权、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不仅不存在障碍,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探寻市场规制法中比较广告行为的立法基础

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肯定了比较广告行为,并且在法律层面上加以保护.我国法律没有关于比较广告的规定,因此造成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比较广告时出现了十分混乱的状态,其结果是大部分比较广告行为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有必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将比较广告在法律层面上合理界定.从市场规制法的视角论证了比较广告行为,为比较广告立法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试图在经济法之市场规制的背景下为其探寻立法基础.     

“初心使命”失守衍生的贪腐后果与成因——基于教育系统15个违纪违法案件的考察

初心使命作为党的思想建设范畴,具有重要的廉政价值,可以为构建廉政体系中的不想腐环节提供思想资源和技术支持。初心使命在实践运作中体现为岗位职责,初心使命失守是指党员干部在特定岗位上的职责意识淡化、弱化、异化。对教育系统15个违纪违法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利益诱惑情境—初心使命失守—贪腐行为”是初心使命失守衍生的贪腐行为的内在逻辑链条,凸显了初心使命的廉政价值及作用机制。因此应根据利益诱惑情境的作用机制,构建激发初心使命特点优势与控制利益诱惑情境的双重防腐模式。从初心使命视角研究腐败行为的发生机理,弥补了当前初心使命与廉政关系研究的不足。     

Horses for courses: China's accommodative approach to food standard‐setting in response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gul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ood standard‐setting procedures from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gulation.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 state actors and leading enterprises monopolize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food standard setting. With further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has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etting procedures and has modeled its domestic policymaking on these practices. This has resulted in a more transparent, inclusive, scientific, pluralized, and consensus‐based form of decisionmaking. By contrast, the standards of the strategic industries have been harmonized to the standards of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through a top‐down and authoritarian approac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 uses an accommodative approach, trichotomizing suitable standards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in terms of inclusiveness and transparency, which suits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the domestic market, food export markets, and strategic industries.     

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