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身份主体共同犯罪之定性难题及前提性批判

我国现行共犯制度逻辑使得多元身份主体共同犯罪情况下的定性问题成为我国＂共犯与身份＂问题的核心难点：无论统一定罪说、分别定罪说还是区别对待说,均无法妥善地实现共犯制度适用的逻辑自洽性、周延性以及与罪刑均衡原则之间的协调性。我国共犯处罚原则设定要求的＂确定刑罚以确定共同所犯的罪名为前提＂的制度逻辑是形成上述困境的真正原因,改变我国共犯制度逻辑之＂主体间性＂为应然的＂单方化＂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保险代位权在不足额保险中的行使——对被保险人优先原则的质疑及比例原则的建立

保险代位权的目的在于维护保险人的权益。在不足额保险中，当作为保险事故责任人的第三人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满足保险人的代位请求权和被保险人未得到补偿部分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时，关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是否有先后顺序的问题，立法上大致存在三种操作模式：被保险人优先原则、保险人优先原则和比例原则。被保险人优先原则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操作上的不便。比例原则不仅有民商法基本理论的支撑，而且对于维护公平正义以及防止被保险人的投机行为有着重大作用。     

公司机会准则的司法裁判

源于美国普通法的公司机会准则,具有平衡公司与董事之间利益诉求冲突的功能。为使这一功能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发挥,我国《公司法》应当借鉴美国法中的丰富判例与成熟规则,对公司机会认定标准与董事得以合法利用的情形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以增强该制度的可操作性,促进司法裁判的有效开展。     

商事案件中表见代理构成的解析与重塑

在商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判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时，需要考虑从安全与效率的商事活动价值博弈入手，对照民事表见代理与商事表见代理的区别，不能以被代理人过错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而以审查被代理人行为与代理权外观是否具有关联性作为表见代理构成的事实基础。完成对这一关联性的审查之后，还应综合考量构成关联的各项客观事由是否足以引起善意第三人信赖的因素，以最终判断是否成立表见代理。     

试析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证据适用问题

公安机关在对违法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时,必然涉及证据适用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在调查取证手段及程序方面有了较大的修改,体现了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过程中比以往更注重对违法行为人权利的保护,使执法更具人性化,但一些地方还需完善。新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补强证据规则对规范执法人员的取证行为起到了关键作用。     

比照适用抑或特别规定: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谈起——兼及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及研究的“诉讼中心主义“

国际私法传统上以诉讼为当然的视角,形成"诉讼中心主义",忽视了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适用的特殊性.中国国际私法承继这一特点,阻碍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化.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应对国际商事仲裁问题作出特别规定.限于该草案的体例和宗旨,作者仅建议对仲裁协议和国际商事仲裁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作出规定.     

论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作为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之一的暂缓起诉制度,符合诉讼经济以及刑事政策特别预防的要求,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泛采用。笔者从暂缓起诉制度产生的法理基础入手,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暂缓起诉制度的实行现状,提出在我国引进暂缓起诉制度的必要性,并对具体如何在我国构建暂缓起诉制度提出设想。     

试论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在1997年被写入我国刑法典,这是我国刑事法制建设的里程碑,对今后的刑事立法、司法都具有重要意义。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的司法解释在保证刑法的正确执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偏离的倾向。因此,合理界定二者的关系有利于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公正。     

论我国刑事附带搜查制度的重构——以美国法为参照的分析

刑事附带搜查,是指执法者在执行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之时,基于“保护执法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安全”和“避免证据毁损或灭失”的目的,搜查被追诉者的无令状搜查制度。构建我国真正的附带搜查制度,必须将其与有证搜查、紧急搜查区分开;立法应当明确规定附带搜查启动的具体要件,严格限定附带搜查的实施范围,完善对违法附带搜查的救济措施的规定。     

论赃物的善意取得——兼评《物权法》(草案)第112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112条的规定,赃物限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是,从善意取得制度重在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取向出发,用构成要件控制其运用,借鉴国外的立法例,赃物应该完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