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伦理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演进

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最终目标的个人发展主义 ,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边沁主义有着共同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和方法论渊源 ,前者是以集体为利益结构中心 ,后者是以个人的物质占有最大化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精神和传统文化的理性资源为伦理来源 ,社会主义逐步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建构了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市场经济伦理价值体系     

善意取得制度新论

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民法制度,也是民法的基本制度之一,其主旨在于保护交易安全、稳定经济秩序。善意取得制度起源于日耳曼法中的“以手护手”原则,现已得到各国民法的承认。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包括:受让人取得财产时出于善意;转让人为无权处分财产的人;受让人必须通过有效的法律行为而取得财产;善意取得的财产是法律允许流转的财产;转让人已经将标的物交付给受让人。     

期待可能性--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

期待可能性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应从考察其哲学意义出发.从刑法哲学价值论上看,它是刑法的人道性价值在犯罪论体系的体现;从刑法哲学认识论上看,它是以实体理性为主旨,对形式理性的补充.传统理论把期待可能性局限于有责性的范畴,没有认识到期待可能性的违法阻却作用.期待可能性的刑法阻却作用,不仅渗透到有责性,也渗透到违法性,具有"出罪"的刑事政策功能,是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具有指导作用.     

现代警务行为引入ADR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为防止和避免现代警察执法中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以及将复杂的纠纷以简易程序解决,法律应为不同的行政事项设置不同的行政程序,如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特别程序等,从而求得“简速行政”与“慎重行政”之间的平衡。实现这种平衡的一个主要方法是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即允许当事人在不同的程序制度之间进行选择。程序选择权是沟通慎重行政与简速行政两个不同价值追求的一个桥梁,“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ADR)引入行政过程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证据裁判主义的功能分析

证据裁判主义主张的以证据为依据是指法官必须将判决理由予以公开宣示,即所谓公开法官心证过程。其功能之一是弥补自由心证之天然缺陷,通过公开法官心证过程来实现社会对法官裁判的监视;其功能之二是用证据的可采性检验证据的可出示性。给我们的启示,一是证据裁判主义使逻辑规则由实体正义转变为程序正义,具有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价值;二是证据裁判主义彰显了证据规则的本质。我国除了诉讼法或证据法宜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和证据裁判原则外,对狭义上证据规则的规定宜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至少一是应强调法官自由裁量原则;二是强调当事人自治原则。     

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旨在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的制度。其适用范围一般限于以移转占有为公示方式的动产。不动产在共同共有的情况下可能产生善意取得问题,但在其它情况下则不能产生。以登记为公示方式的动产担保物权也不可能存在善意取得的问题。     

物权变动中如何实现对第三人的保护

我国正在进行物权法的制定工作。其中 ,关于物权变动的设计对社会整体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有重大影响 ,对于如何设计物权变动制度学界有不同的主张。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交易连续进行 ,但其本身的局限性会使法律脱离生活实际 ,有悖于经济生活中的公正原则 ;而公示公信原则通过赋予公示以公信力足以保护第三人的利益 ;善意取得制度正是建立于公示公信原则之上 ,进一步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

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 ,是对契约相对性原则的突破。基于诚实信用与公平正义原则 ,契约法不仅保护当事人的预期利益 ,还要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 ,由此 ,债务人对债权人及其相关的第三人都负有照顾、保护的义务 ,怠于履行此义务 ,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应吸收此制度 ,以完善债法体系。     

公诉审查制度改革之我见——比较法视野下的制度选择

从“目的论”出发,“符合立法初衷的制度应该是合适的制度”为判断标准。通过比较两大法系的典型代表——德美对公诉审查制度的规定,发现其立法目的并不适合我国的司法环境（且其本身亦有缺陷）。我国应坚持1996年修法时改革此制度的初衷——克服“庭前预断”、实现庭审实质化,效仿日本实行彻底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并辅以庭前在形式上对争点的确立程序。     

税收法定主义新论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原则中的最高原则,是民主原则、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我国税法在实行税收法定主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应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主义对我国税收立法的要求：从宪法的高度对税收的一些基本要求进行规定;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将征税中的共同事项在同一部法律中加以规定;明确税收立法的分权范围和授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