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案假象成因论

刑案假象是对案件事实真相歪曲的、虚假的反映，既有把侦查工作引入歧途的一面．又有将侦查工作引向深入的一面，关键问题在于刑案假象能否被侦查人员正确地识别和揭露。在对刑案假象进行深入识别之前，对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刑案假象的成因，按照假象形成主体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作案人因素和案件偶然因素。作案人因素主要包括趋利避害心理的驱动、罪责感的影响、侥幸心理的促进和模仿能力的强化，案件偶然因素主要包括无关人员的介入、自然条件的影响和案例周围环境的影响。     

论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适当限制规则

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与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不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应当确立医疗损害赔偿适当限制规则。具体的限制方法,应当限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应当对医疗过失引起的财产损害赔偿运用原因力规则合理确定、应当特别强调定期金赔偿在医疗过失损害赔偿中的适用和应当借鉴排除间接来源规则在医疗过失损害赔偿中实行损益相抵规则。     

隐名出资的类型重释与规范构造——基于对契约法思维的反思

隐名出资的股权状态,不同于“出资人—股权—公司”的传统认定结构,涉及对内对外多重法律关系。现有相关规定深受契约法思维定式的影响,忽视了公司的程式地位,不仅使得股东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摇摆,而且严重困扰隐名出资的制度定型。从组织法视域出发,隐名出资可分为“借名取利型”和“借名经营型”两种类型,基于此,能够在公司程式运行、股权争议状态、善意取得等环节合理划定各主体间的关系,完成隐名出资的完整应用。此二元类型的划分以“行权”作为核心要素,从公司关系角度分析“名实分离”的两个主体与公司之间的关系,通过重点识别实际出资人在组织法中的规范位置,实现对隐名出资的理论解读。     

印尼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问题研究

印尼的国营经济比重在东南亚国家中是最高的,这对于其维护经济独立、推动工业化起了重要作用。但印尼的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服务质量差、长期亏损,这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不利于行业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为此,政府不得不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与调整。印尼国企改革整顿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印尼国企改革最终效果如何值得重视和研究。     

儒家经典的价值挖掘与诠释转型——论《论语》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参照意义

孔子和《论语》在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当代诠释,能够在化解单极世界、消除"中国威胁论"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论语》"罕言"利,但并非不言或否定利,只是强调一切之利皆当"义之与比",追求以正当合义的行为获得财富、摆脱贫贱。《论语》"叩其两端"、重视德治教化的方法和思想,为构建当代先进的道德文化而"化成天下"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和价值观的参照。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就是以不断地对元典进行重新诠释的形式展开的,当代的《论语》诠释也必须与时俱进,作出符合时代发展的诠释转型,为当代社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元代书院藏书述略

由于统治者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日益重视,元代官办、民办书院均得到较快发展,书院藏书随之呈现新气象;书院藏书源于继承、自行刻印、购置与私人捐赠;书院藏书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特有现象,如书院官学化造成的影响、联合刊刻大型图书等;其发展得益于一系列开明政策与客观条件。     

《崇陵传信录》的真实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

《崇陵传信录》是常被有关论著征引的一部著名私家笔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其成书时间在满清退位以前,所据为恽毓鼎在本书的＂弁言＂后署时＂宣统三年辛亥四月＂。其实,这是恽毓鼎的故弄玄虚。真实情况是,该书于1912年8月6日开笔,随即又搁置下来,直至次年9月22日才脱稿。此中原委,今借助恽毓鼎《澄斋日记》的有关记录得以弄清楚。另外,梁启超、罗惇融、饶智元等人与该书在有关报刊的连载及一次性全文发表均有关系,但长期以来鲜有提及者。     

私利·公利·正义·仁义--义利关系的传统反思与现代诠释

本文首先在剖析中西义利观区别的基础上,把义和利的内涵分别分解为私利、公利和正义、仁义等不同层次.然后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本质的考察,提出理解义利关系的三大理论原则第一,以私利为动力,以公利为目标;第二,以正义为约束,以仁义为引导;第三,以利释义,以义制利,义利统一.最后根据以上原则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义利统一的三个层次合理谋利即是义;增进公利即是义;自觉让利即是义.     

The first woman in the process of book production in Livonia: the case of Ursula Krüger and Daniel Hermann

I present the first case from th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Livonia, when a woman participated in the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a printed book. Ursula Krüger, wife of Prussian–Livonian humanist Daniel Hermann, illustrates the wider perspective of non-aristocratic women’s activities involving book production in the geographical periphery of humanist culture, Riga, rather than in the heart of European humanism. Her story also illustrates the ability of women to collaborate as an editor, both as a learned woman who could compose Latin dedications and a businesswoman who could financially and organizationally engage in publishing books.     

具象修辞、符号象征与消费文化——1980年以降台湾流行绘本艺术文体解析

作为一个文学和美术结合的艺术种类,台湾绘本文体具有借助图画进行具象表达的文学修辞手段,其文本通过线条、色彩与语言结合的符号系统和技术手段实现了意义象征,其中的配图文字具有超逸于说明文字的文学功能。自1980年以降,当代台湾绘本艺术已成为一种流行娱乐文化,此种台湾绘本文化现象具有消费文化的特征,是消费社会里适合大众审美心理和现代社会文化传播及市场运营机制的成功创意范例。